最近在阅读金冲及老爷子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关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记录，有很多有趣的，可以思考的地方。

1，邓小平：“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家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邓公的语言朴实，不花哨，有力量。让一部分先富起来，是哪一部分人呢？王侯将相难得诞生，万元户宁有种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胡乔木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时候说:“我们不是为革命而革命，不是为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革命、革命战争，这不是我们的目的，这是我们为达到目的所必须采取的方法。我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也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它也是一个方法，一个手段，目的还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来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最后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要靠经济建设才能实现的，离开了经济建设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现在把工作中心转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来，我们现在的物质基础更加强大，国内、国际的条件更加有利，但更重要的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对要实现这个转变的思想认识更加统一，更加明确，更加清醒。”

革命的目的还是要提高中华民族的全体人民福祉，但是革命，阶级斗争也是必经的途径。方法和目的不能混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3，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说:“所有制不变，出不了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如果不关心群众生活，不发扬民主，想要发展快，办不到。” 我已向中央请示过了，包到户的先干一年，秋后再说。”这年年底，他在一次大会上又说:“包产到户不同于分田单干。如果说分田单干意味集体经济瓦解、退到农民个体所有和个体经营的状况，那么，包产到户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它仍然是一种责任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

核心是所有制，纲举目张，治大国若烹小鲜，渔民掌握好纲，所有制在手里，怎么折腾都可控，目前的人工智能也回到一个所有制问题上，不管技术如何发展，技术所有制是在哪个组织（公司，团体或者政党等）手里，这个组织代表了谁的利益。

4，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回忆录中写道:“国际社会中，包括若干对我国很友好的人士，似乎有个看法，认为毛主席忽视国内建设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时下国内也有些人，主要是青年人，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间，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基本是个空白。这类看法，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因而也就无助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确，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间，我们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松散。但是，这主要不能归因于我国，更不是中央决定的失误，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的封锁。邓小平同志说得好:‘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这是当事人的切身感受，自然要比局外人多少年后的主观臆测中肯得多。

加强技术引进，有一个付款问题。当时在引进技术装备时已采用过国际上通行的延期付款方式，但这种办法利息较高。邓小平提出: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一九七八年八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日方表示可以提供利息低的优惠贷款。几经磋商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至九日，(日本)大平首相来访，正式谈定了一九七九年度五百亿日元的贷款(当时约折合二点三亿美元)，年利百分之三，还款期三十年。这是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中获得的第一笔外国政府长期低息贷款”。“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三年，我国向日本政府贷得三千三百九十亿日元，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九年又贷得四千七百亿日元。在我国使用的外国政府贷款中，日本是一个大的户头。”

国家有了重工业，走上发展的道路上了，贷款也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创造更多的价值。清末，国家衰败，贷款利率高且是为了赔款割地，不停的消耗已有的衰弱力量，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