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是个倒霉的人。
我将作家的愿望维持到六年级，将我在写作上有才华的谬念维系到高一。就是现在。不过说实话，只有我一个人这么认为。小学作文，好坏不怎么体现，初中，三年未有一篇入老师眼的作文，我写出来的，我觉得好的作文，我觉得不好的作文，都是没有评价，普通而平淡的分数。
大概，我于我挚爱的写作上，的确没有什么天赋。天赋辜负愿望。这是倒霉其一。
倒霉其二，如题所言，在乎师长。我向来极崇敬，仰慕语文老师以特殊的崇拜目光将他们区别于其它各科老师。可语文老师大都不喜欢我。
小学的语文老师，是位美丽的知性女性。她是新潮的写作人士，在班里介绍了多款有关读书的软件，她的自信，大方和文笔令我至今难忘。不过我的作文总是平淡。或有时标新立异，然后被批评。我至今不知道，老师有没有看出，那哗众取宠，夸夸其谈的幼稚文字后，是怎样一颗渴求她表扬的心。不知道。想见见，不敢。后来再见过一次，她已经不记得我了。真悲哀啊。
初中的语文老师，是位我真正愿意尊称为老师的人。姓汪。相传，他老家是白酒的盛产地，他嗜好烟酒，后来为高中老师所证实，并补充说他酒量极大。汪老师较瘦，不在课堂上说课本以外的文化常识，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崇拜他的文人气质。汪老师是能把西装穿出儒士青衫感觉的人。他曾期待过我的文章，我却始终没有让他满意。他也希望我考一次一百二十分以上的分数（满分一百五，在我们那里，大概语文一百二以上就是班级前十前五的好学生），我却从未达到。中考时拼命一搏，却是一百一十九。这件事好像很小。但是它给我带来的遗憾，甚至大于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的对奶奶“经年经世挥散不去”的刻入心骨的歉疚和难受。这一分是我平生最大的憾事。现在回忆起来，在办公室里他吞吐云气，高谈阔论时的兴奋和汪老师烟雾里的面容早已消逝不见，只剩这一分的苦痛。累积着，折磨着 。每每想起，愧疚地快要下泪。再想起初一初二的青春期，我渴望关注，上课随意插嘴开玩笑，被他批一句“哗众取宠”和后来始终看我不顺眼的经历，更是悲伤。我至今不敢见他。
高中语文老师，也是我愿意避讳其名，永称洪老师的人。有些白发，但头发不乱。一开始，他总是很高兴的来上课，一次自习课他看班，纪律太差，他两次批评同学后，来班上课总带着一股怒气。像是汪曾祺先生写的西南联大的教授的那样的率真。我虽然那两堂课全在睡觉，但还是梦里听见他的怒喝。因此有些怕他。不过上课时候，他会忘记这些事情，还是很激动地给我们讲文化，文学，历史，中国。我说过一句话“知人不知易，行人不能难。”这句话好像错了。知道很多的洪老师，顶厉害。我至今记得他讲“衍圣公”时闪亮的双眸，开心而爽朗的笑容，和我当时碰巧知道这个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与有荣焉。这大概就是文人的真性情。我上他的语文课，极少极少有开小差的情况，只是有一次倒霉地正好被他碰见。真是倒霉，又很后悔。他表扬过很多同学的作文，我觉得一些不错，一些不行。总之就是没有我的。大概我真的写不出。不论我觉得好的还是极好的我的作文，都既在考试的时候拿不到好分，再统一交给他的时候也拿不到（他习惯把考试试卷收上去再自己看看作文）。我从那时开始终于丧失写作的信心。唯独只愿，他不要认为我是不上进的学生。
真是倒霉。
我对于语文老师的崇敬和崇拜一直没有得到回报。大概以后也不会有。在时间过去以后，再回首，也只有怀着遗憾的心情送上“顺颂冬祺”和“祝平安喜乐”之类的套话。
只是再想起等待语文老师慢悠悠长达一两个星期的改作文的心焦，在报写得好的人的名字时的手脚冰凉，再想起石沉大海的文章。
痛彻心扉。
我大概，的确，是个倒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