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作为当时最主要的书写材料，正当手书墨迹普遍流行之时，二者相遭，对于文字体势的由纵变横，也就只是时间一个明显的、必然的趋势。对于材料的敏感，对于给定空间的敏感，在不假思索的挥运中去完成合乎目的性的书写，是一切好的书写者或书法家必须具备的品质。
关于简牍中的笔法，我们只想指出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手书墨迹从西周金文以至秦代小篆内含纯净的篆引笔法中发展出来，成为后世隶书笔法乃至草书笔法的先导。关于笔法，更多的人是注重在表面的形态上，这并没有错，但要从根本上把握笔法，就必须进一步探究产生不同形态的内在原因。下面就篆引笔法与简牍墨迹笔法作一比较。
通过以上的对比，我们可以得知简牍墨迹的笔法已经从篆引的笔法中发展出来，成为后世隶、楷、行、草书笔法的共同来源。楷、行、草书的笔法，不待汉末解散隶体时才产生，而是手书墨迹笔法的自然发展。
下面我们具体谈谈楚系的简牍书法。
从1951年至今，楚系的简牍先后在湖南、湖北、河南三省的战国楚国墓葬中大量出土。具体地点有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信阳长台关，江陵望山、藤店、天星观、九店，荆门包山、郭店，临澧九里，常德，慈利石板村等，属于楚系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也出土了240枚竹简。
楚系简牍中以曾侯乙墓的竹简为最早，根据楚王奠祀曾侯的赠品人们一般约定其时间为楚惠王五十年(前433年)。简为遗策一类，记录了葬仪的车马甲兵等器物。简一般长70厘米，宽1厘米左右。文字结构与楚简相类似，其用笔又明显带有晋系的古文蝌蚪笔法，即落笔重顿，收笔轻扬，头粗尾细呈蝌蚪状。曾国于地理位置上接近中原，其书风笔法受晋系的一些影响是有可能的。因为文字属于遣策一类，书后随葬故不计工拙，因此表现出简率天真的作风。
包山楚墓的墓主官居左尹，地位较高，故其文书档案与卜筮祭祷记录等与边陲戍卒的记录自然不同，当为善书者所为。比如编号119的简，长68.2厘米宽0.8厘米，是关于狱讼的记录，一行作40字。笔势灵动，盘旋往来，时有紫带，如“行”字、“阳”字，从中可以窥见草书的端倪。在如此快速的书写中，字形控制得非常好，如“曰”字等圆形结构，均两笔完成，收笔圆融饱满，严密地闭合起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书写者高度的驾驭毛笔的技巧。又如编号为180的简，重顿轻出，表现出蝌蚪笔法；而编号为206的简，则用笔沉厚，与楚帛书笔法相近。包山简的风格多样是日常手书公文记录的表率。郭店简中《语丛三》的体势最为顾长，结构也较平和严谨，虽然笔致灵动，点画有粗细正侧的变化，可是疏朗的布局，在整体上还是具有篆书的古意。《成之闻之》与《性自命出》体势仍以纵势为主，不过已较《语丛三》简横向开阔得多。其用笔别有风趣，点画常作S形的摆动，比如横画落笔处从上人笔，收笔处再向下摆出，致使作品飘逸流美，与《语丛三》似有今妍古质之别。《语丛四》明显出于另一作者之手，线质圆厚，运笔中起、行、止都能力到，加以体势近方，尤其显得古厚。
除了考古发掘出土外，盗掘出土的楚简亦复不少。上海博物馆就收人大量的这类楚国简册，其中包括《孔子论诗》、《鲁有大旱》、《子羔》(图1.35)、《纷衣》(彩图四)、《父母之民》(图1.36)等古书抄本。其中《孔子论诗》与《子羔》风格相类，线条古厚，竖画时有圆点饰笔。《纷衣》格局阔大，真力弥漫。《父母之民》则有翩跹若飞之态，与楚国铜器的装饰风尚可以互为参证。
楚系简牍包罗宏富，造境奇谲阔大。由于秦始皇“书同文”罢除了字形结构不与秦文合者，使楚系书法的光彩难以为继，几乎成了广陵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