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理财实践并非始于“财商”概念的传入而兴起，而是有着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和理财传统。从古代的范蠡、邓通到具有地域特色的晋商、徽商，即使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时代，亦不缺少投资高手与理财明星。
可问题是，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财商水平普遍较低，缺乏投资的知识与经验。基金火暴时，连基金为何物都不知道，竟也加入基民的行列；股票飞涨时，有的甚而用房屋抵押贷款去炒股，全然一幅“赌徒”心态。
究竟是什么妨碍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投资理财？我们的财商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又是什么呢？
千百年的短板
中国文化已绵延几千年，但受传统义利观中君子羞于谈钱的影响，财商往往是很多中国人的短板。而这与中国传统理财文化存在结构性缺陷相关。
梳理历代的经济思想，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的理财故事、名言、心得，都跟经商、创业相关，真正涉及投资理财的却很少。无论“夏置皮袄旱聚舟”这样的经营之道，还是“吃亏是福”这样口口相传的商业法则，都是讲如何经商的，自然对创业者来说非常重要。
从商业发展史来看，传统理财文化又表现出浓厚的官商特色。从范蠡、邓通到近代的胡雪岩，众多商贾富豪都跟政府资源相关，而他们总结出的商道，对大多数缺少权力资源的人来说，又有多少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中国古代的理财传统，往往着眼大处，很少顾及到个人和家庭。如认为“理财是政治的唯一内容”的北宋王安石，可谓理财大家，但青苗法、方田均税法都属于政府理财的范畴，跟个人理财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再如，《红楼梦》里的理家高手王熙凤、贾探春，无论责任到人，还是包产到户，面对的都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和资金规模，这样的经验对平民百姓来说，又有多少借鉴价值呢？
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存在瑕疵的传统理财文化，虽有几千年的积淀，但受其影响，中国人的财商也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而其优点也不能视而不见）。
而现今中国人的财商又有什么特征呢？下面，将从储蓄观、消费观、投资观和保障观等方面进行归纳。
勤俭是传家宝
从《左传》中的“俭，德之共也”到今天所倡导的“节约型社会”，都是对勤俭的颂扬，对美德的延续、传承。
具体到个人，勤俭不能不说是大多数中国人财商中的优点之一。为了长期的财务规划目标，能够抵挡住现时消费的诱惑，尽可能地把一部分收入节余并储蓄起来，这种坚持不懈的理财行为特点，是很多中国人所具有的。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特点也在慢慢发生着变化。
随着银行信用卡、个人信贷等业务的推出，超前消费的观念也不断被人们所接受。
数据显示，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普遍遵循量入为出、适度消费的原则，很少有超前消费的行为。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受访者，多数抱着“能存多少就存多少”的想法，没有很好的储蓄计划，容易成为“月光族”。该年龄段的人大多愿意消费、敢于消费，而且毫不掩饰自己对消费的追求和欲望，不计成本追求高档消费的占相当比例。
马无夜草不肥
通过创业最终实现财务自由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获取“外财”的手段只能是投资，把投资收益作为固定薪水之外的第二收入。而这种投资行为，是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出现而慢慢兴起的，至今，很多地方已日臻完善，可供选择的品种也已极大丰富。
然而，在投资行为中，人们表现出盲目追随市场热点的特点，能坚持长期投资、分散投资等正确原则的人所占比重还不是很高。
从养儿防老到现代保障
养儿防老，是中国千百年来保障观的经典概要和真实写照。直到今天，仍是不少人的信条。但养儿是否足以防老，却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6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人持“养儿防老”观点的人仍很多，但无论哪个年代出生的人，“最大的保障就是多挣钱”的观点都得到认可，这说明不少人都缺乏现代的保险意识，以及制定保障计划和养老计划的能力。
总而言之，中国人的保障观大都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欠缺，需要培养和重新认识的地方还比较多。
中国古代的理财文化，前面已经讲过，更多是关于经商与机构管理的，而非个人、家庭理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又是一个缺少理财传统的国度，所以整体财商水平较低。
首先，适度储蓄，避免过度消费，很多人都能做到，但节余下来的钱除存银行外还能做什么，却很少考虑。即使有投资意识，但又不知如何去执行。而这些“懒惰”习惯的后果就是，中国人理财的动力不足。
其次，由于缺少真正有效的理财教育，人们在投资理财中易于走两个极端：要么固守原有的片面认识，不愿意积极学习；要么没有主见，看到别人赚钱，不分析自身的情况就盲目跟进。前者是理财的阻力，后者则是完全没必要付的学费。
再次，受传统观念影响，多数人行为谨慎，非风险偏好型投资者，缺少风险控制的经历，以及风险防范的经验。再加上长期以来，人们信奉的是养儿防老的自然保障法则，所以往往在理财规划的保险环节上“掉链子”。这样，很多人缺少有效保障的意识，就为投资理财行为埋下了隐患。
当然，不仅仅是以上三个方面，还有像只看到收益、对风险视而不见、不懂得分散投资等缺点，都是正确投资理财的性格敌人。因此学习理财，提高财商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