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午间，阳光透过餐厅的玻璃窗，暖融融地洒在桌布上。
L大姐与我，为接待一位共同的友人，围坐一桌。菜是家常菜，话是家常话，气氛轻松得像窗外舒展的云。
话题不知怎的，转到了春节前。友人提起我参加省人代会时，接受媒体采访的事，又说会议尚未闭幕，那篇题为《不变与变》的散文，已然登上了《农民日报》与《新华日报》的客户端。言语间多是鼓励与称赞。
其间，有人笑着复述了我们当地一位老局长的评语：“不仅谈与写的内容好，个人形象也好，文质彬彬的，像城里人。”
像城里人？我下意识地摇了摇头，一些更真实、更粗砺的过往，从记忆深处浮了上来。
我放下筷子，笑了笑，声音不高，却足够清晰：“我可没有那份城里人的底蕴与魅力。倒是实实在在记得乡下穷小子的日子。”
我清了清嗓子，继续说：“小时候，冬天贴身穿的内衣，是夏天外衣穿旧了、磨破了，改改缝缝再上身的。布料硬撅撅的。冬天洗澡少，一件内裤能穿到发硬，板结得像块薄壳，凑近了，似乎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属于童年的、挥之不去的尿骚味。”
席间静了一瞬。我这番“自揭短处”，说得平淡，却把那层由“像城里人”轻轻披上的、有些虚幻的薄纱，径直扯开了，露出底下并不光鲜、却无比结实的粗布底子。
L大姐听了，先是微微一怔，随即“噗嗤”笑出声来，那笑声爽朗，毫无芥蒂。
她连连摆手：“快别这么说，你不要糟蹋自己。”
“就是这样，我可没有糟蹋自己。”我继续笑着补充。
她眼波一转，带着一种过来人的通透与狡黠，也分享起自己的旧事——
“说起来，我家的那位，也是农村出来的。认识我之前，他家里曾给谈过的一个姑娘买过一对金耳环。后来我们经人介绍成了，婆婆便觉得，既然前头买过了，后面也就不必再破费。所以啊，” 她侧过头，笑着指了指自己素净的耳垂，“瞧，我到如今，也还没有一副金耳环呢。”
“叫他现在补上！买个上百克的！” 有活泼的友人立刻起哄，引得满桌欢笑。
我望着L大姐，她说话时眉眼舒展，语气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怼或自怜，只有一种澄澈的坦然，甚至带着点分享趣事的莞尔。
那瞬间，我忽然明白了。她不是在诉苦，而是在陈述一段与她浑然一体的人生历程；那没有金耳环的耳朵，非但不是缺憾的标记，反而因这份坦荡，生出别样的光洁。
L大姐是位著作颇丰的作家，已出版了八本文集，更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她的文章，产量高，质量也稳，笔下流淌的正是这种不加矫饰的生命力与洞察力。
此刻，我仿佛找到了那力量的源头之一——正是这份对自身境遇（无论是曾经的困窘，还是如今看似“缺失”的金耳环）毫无芥蒂的接纳、乃至幽默的自嘲。
自嘲，甚至自黑，实在不是一件易事。它需要先有勇气直视自己的“短处”与“不完美”，再将这直视的结果，以一种举重若轻的方式呈现于人前。
这过程，无异于一次心灵的淬炼。敢于、善于这样做的人，往往并非因为匮乏，而是内心已积蓄了足够的丰盈与自信。
那丰盈，足以消化一切坎坷的过往；那自信，足以让一切外在的标尺失去重量。
他们的成就，或许正源于这份与真实自我（包括其所有阴影与荣光）的深刻和解。
午饭的后半程，阳光似乎更加温煦。我们依旧吃着家常菜，说着寻常话，但空气里，仿佛多了一些更厚重、更明亮的东西。
那不只是友情，更是一种彼此照见的、关于如何与自己的过往和平相处，并从中汲取力量的默契。
离席时，我再看L大姐，她耳垂上依旧空空如也，却仿佛戴着一副世间最轻盈、也最珍贵的耳环——那是由坦然、自信与岁月的智慧共同熔铸的。
而我自己，心中那片属于“乡下穷小子”的记忆冻土，也在笑语与自嘲里，悄然松动，化开，渗出一股温润的泉。
那泉水映照出的，不再是羞赧，而是一种可以坦然携带着继续前行的、粗粝而坚实的来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