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新玲又想起了那碗菠菜鸡蛋汤。汤里有两个鸡蛋，两角五分钱。
八岁那年的冬天，新玲正在村小的教室里上课，突然“哎哟”叫了一声，她两手捂着肚子，下巴抵在课桌上。课讲到一半的语文老师看到新玲小脸发白，脑门挂着汗珠，骑上自行车把她带到了村卫生室。
村医拿着听诊器放在新玲肚子上，听了半天。见村医凝眉不语，新玲嘟哝着：“我是不是要死了……”站在一旁的语文老师掏出手绢，擦去了新玲额头的汗。村医开了口：“最好去县里查一查。”他抬眼看了看语文老师，又低下头来望着新玲，“先吃一片止疼药吧。”
从村卫生室出来，语文老师带着新玲，把她送到了家门口。
两扇木门歪歪扭扭地相互依偎，中间挂着一把生了锈的铁锁。新玲踮起双脚，伸着手从院墙的砖缝里摸出一把钥匙。两岁多的弟弟穿着母亲缝制的围兜，坐在院子的东南角玩沙子。几只鸡咯咯叫着，一会儿低头啄泥，一会儿扑棱着翅膀互相追逐。
弟弟的白色围兜变了色，脸上却乐开了花：“大姐，来玩沙！”新玲手捂着肚子，有气无力地说：“你自己玩，姐肚子疼。”
听到动静，堂屋里的父亲喊了一句：“玲儿啊，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新玲走到父亲床前，像霜打的茄子，头也没抬：“爸，我肚子疼，语文老师送我回来的。”
“是真事吗？没有逃课吧。”
新玲转过身，头也没回，轻轻说了句：“村医给我吃了止疼药。”
她去西屋，躺在了床上。
刚躺下来，一股老豆腐的锅香味灌入鼻腔。新玲朝院子望了一眼，锅屋门旁的地面上干干净净。母亲刚做好豆腐，推着独轮车，又满村庄叫卖去了。
新玲心里嘀咕着，躺一会起来做晚饭，这样母亲回来就能歇息了。自从两年前父亲被撞瘫之后，母亲用她瘦弱的肩膀，一个人挑起了整个家。
两年前，也是在冬天，父亲和村里的其他男劳力被乡里安排到离家几十里地去扒河。他们被领到一片荒无人烟的空地上，人手一把铁锨，在寒风里一下下铲出成堆成堆的泥。然后，拖拉机、平板车，来往穿梭，把泥运走。
一天午后，父亲一手扶着铁锨，一手夹着根香烟站在那儿，洋洋得意地向面前的乡邻们说：“媳妇可争了回气，给我生了个带把的，我出来时还没满月……”
一人多高的深坑里，回荡着父亲沾沾自喜的声音。谁也没料到，一辆满载着泥的平板车从他背后冲下来，连人带车砸在他身上。父亲当场趴在地上，不省人事。等他在医院里醒过来，腰以下已经没了知觉，从此，只能干瞪着眼躺在床上。
母亲还没出月子，就没黑没夜地侍候父亲。渐渐地，母亲奶水也没了。弟弟饿得哇哇大哭，父亲仰着脖子喊：“水莲，奶呢？你可不能委屈了老姚家的根。”
母亲瞟了一眼床上的父亲，像只离了水的鲶鱼似的，头一拱一拱，什么话也没说。她用糯米在石碾上磨成米粉，再用米粉熬成糊喂弟弟。两个月后，弟弟长出了藕节似的四肢。父亲咧着嘴，牙缝里还沾着菜叶，竖起大拇指，对着母亲说：“水莲，你还真能干。”他叹了一口气，“唉——只是，你命不好啊……”
弟弟会坐时，母亲喊来奶奶。她握着奶奶双手：“妈，我们这个家需要您来拉一把。您带带孩子，我打算做门买卖。”
奶奶耷着眼皮，把自己的手抽了出来：“我一把老骨头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妈，我每个月给您二百零花。”
奶奶眼皮一抬，手又伸过来，在母亲手背上拍了拍：“行吧，行吧。”
前几天，奶奶走到母亲跟前，如泣如诉的样子：“水莲，三子太皮了，我腿脚也不好。我把二丫头带我那去，三子，我实在看不了。”
就这样，母亲干农活时带着弟弟，卖豆腐时就把弟弟放在家里，与沙子、小石子为伴。
新玲觉得肚子没那么疼了。她下了床，把弟弟抱到水井边洗净了手和脸，卷了块煎饼给他。
天上了黑影时，母亲推着独轮车从外面回来了。新玲迎上来说：“妈，猪——我喂好了。晚饭也煮了。”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母亲就叫醒了新玲。她们早饭都没吃，母亲骑上自行车带着她往县医院赶。
寒风呼呼地吹着，不一会儿，新玲额前的刘海上沾着一层白霜，贴在皮肤上凉凉的。她双手抱着母亲，小脸贴着母亲后背，车子一颠一颠的。
一个多小时后，她们到了县医院。这是新玲第一次来到县城。一路上，每看到一座楼房，她都把头一点一点的，数着层数。
医生开了单子，做好检查，肚子疼的原因终于查明：肠系淋巴发炎。
新玲拎着药袋，牵着母亲的手，一蹦一跳的。
离开医院没多远，母亲带着新玲来到一家小饭馆。这家饭馆不大，就在马路边，门头破旧，字迹看不清了。一个中年男人从店里走出来，看了她们一眼，没说话。母亲说：“给孩子来一碗菠菜鸡蛋汤。”
那人眼皮也没抬，就说：“一个蛋，两角五分；两个蛋，三角。”
“一个蛋。”母亲说。
这家店里，只放了四张小长桌。新玲和妈妈坐在桌边：“妈，你也没吃早饭。”
“妈只吃得惯家里的饭。”
那个中年男人端着一碗腾腾热气的菠菜鸡蛋汤放到桌上。新玲低头一看，菠菜叶绿莹莹地飘在汤里。她用筷子一搅，发现有两个蛋。
中年男人像是不经意地说了句：“打多了，两个蛋，收一个的钱。”
新玲实在是饿了。她埋着头吃起来，小饭馆里只有她滋溜滋溜喝汤的声音。等新玲一抬头，妈妈不见了。那个中年男人，也没了动静。
她端起碗，一仰头喝完最后一口汤，咂巴着嘴，站起来。
厨房里传来“当”的一声，像是什么东西掉在地上。
新玲拉开店门，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还是不见母亲的身影，自行车还停在这儿。
她喊了几声，没人答应。
那个中年男人一把拉开门，神色慌张：“别喊了，你妈妈在厨房间。”
这时，母亲低着头，双手扣着棉袄的纽扣走了出来。
临走前，母亲什么话也没说，把钱往桌上一放，转身走了出去。
……
三十年后，母亲肺癌离世。葬礼上，有个熟悉的身影引起了新玲的注意。一位老先生，穿着身藏蓝色的中山装，手里捧了束黄菊，神态凄然。是他！是县城小饭馆的那个人。尽管过去了那么多年，新玲还是一眼认了出来。
新玲红着眼眶，走到老先生身边：“你和我母亲——”她想了想，还是直截了当，“你和我母亲，是什么关系？”
老先生把花放在灵前的桌子上，双眼泛着泪花：“孩子，你随我来。”
老先生把新玲带到了安静一些的地方，娓娓说了起来：“我和你母亲，原本是要结婚的……你父亲他……”
老先生说不下去了，停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让你舅舅转告你母亲，晚饭后我在村北的麦场等她，是那个最高的麦垛旁。可你舅舅，早就被你父亲收买了。他告诉我，你母亲去邻村看露天电影了，让我骑车去接。”
“麦场上黑漆漆的……你母亲……被你父亲给……”
老先生没再说下去。
“唉，都是造孽……”
多少年过去了，姚新玲早已做了母亲。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想起母亲，她心里就像被什么钝钝地剜了一下，生疼生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