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为起义做舆论准备，先去占卜，预测吉凶。
作者司马迁在记叙这段的时候，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卜者直接说“足下事皆成，有功”，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胜、吴广大喜，因为他们从卜者那里得到了借鬼神“威众”的启示。
于是自导自演了两出骗局：鱼腹藏书“陈胜王”，篝火狐鸣“大楚兴，陈胜王”。“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表明这个舆论宣传工作取得了显著的预期效果，成功地骗过了一众戍卒，提升了陈胜的威信。
这种做法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
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
第二步，制造机会。在这一环，吴广展现了自己的才能。
吴广在众人面前表演了一出苦肉计，故意数次在醉酒的将尉面前说自己要逃跑，以此激怒他做出实质性的动作。将尉果真上当，用竹板打吴广，还拔剑出鞘想杀吴广，这成功地激怒了爱戴他的士兵。
吴广展露了他机智勇敢的一面，跳起来夺过利剑杀了将尉。陈胜帮助他，一起杀了两名将尉。陈涉借助此时机，在士兵激愤的情况下来鼓动他们发动起义，陈以实情，失期法皆斩。
就算是没被斩首，也会在戍边途中死掉一大半。“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的煽动性极强，是很多人心底的声音，所以最终得到了众人的拥护。
其实那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只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
起义的仪式感也要做足，他们个个露出右臂，作为起义的标志，号称大楚。用土筑成高台并在台上宣誓，用两个将尉的头祭天。
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任都尉。他们攻打大泽乡，收编大泽乡的义军之后攻打蕲县。
攻下蕲县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这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
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
但马上农民思想的局限性也凸显出来，首先表现在诛杀葛婴的事件中（据说这个葛婴是诸葛亮的先祖）。葛婴作为陈胜的将领，到达东城后就立楚国贵族襄强为楚王，这显然是没猜对领导的心思。
实际陈涉攻下陈县后，被当地的乡官乡绅们一抬举，就迫不及待地立马称王，也有考虑欠妥之处，或许还不是最好的时机。先立楚国贵族后代为王，争取更多的群众支持，再联合其他起义军力量，壮大自己的队伍。
葛婴或许这样想了，但是听到陈涉已自立为王，就立马改变策略，杀了襄强，但仍然被陈涉处置了。那个时候也不可能随时发个信息，又立又杀，这个事情怎么处理都很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