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土
孙文学过医，他后来没有做医生，而是致力于革命。救命与杀人，都是一种理想。救谁的命？杀哪个人？有人为此付出了毕生，杀人就是救命，这是革命家的追求。
从小我们被教导，要选择伟大的职业。许多同学要做警察，要做科学家，要当医生，还有很多的职业。我想着，我要当老师，我要教书育人。我要当老师，那时我十二三岁。我不知道后来怎么会变化了，我没有成为老师。
当我听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伟大宏愿后，我也想过，为中华之崛起而教书。有了愿望，我开始着手准备。理想，从来都是行动派的主张。在我的集结下，湾里同龄的玩伴和我组建了“光明小学”。
这样，我如愿做了老师。学校里有老师，有校长，还有学生。我任校长，另外两个玩伴任老师。学生是小我三四届的幼龄玩伴，他们统共有四人。有的时候，理想很容易实现。
为此，我找来一块木板，用毛笔写上“光明小学”四个大字。这样，看起来有了雏形。我还找来一块红布，裁剪出方形，画出五颗星做了一面国旗。悬挂在一根很长的竹竿上，并做出滑轮，用绳子可以自由的升降。我们每次都要升国旗，这是上课前的仪式。
要说理想，有时很容易实现。我要当老师，就真的去办了学校。我也教三字经，也用竹条作戒尺，打他们的手心。所有看上去很像的事情，我都做了。甚至我用白纸自己制作试卷，自己出题目。然后誊抄好几份，分发给学生们。我也会在阳春三月里，带他们去湾子北头去春游，这算是课外实践。我所有的主张都实现了，在我童年里我做了理想的主。
当所有人不去做卑微的职业时，我们伟大的道路上人满为患。为了谋求生活，去违背自己的初衷。富士康跳楼事件发生时，我也是工厂流水线上的一名夜以继日的工人。那些新闻报道中的不幸的丧命者，跃起又坠落的年轻生命，都在一瞬间消失了。
到底是资本在剥削生命，还是生命逃不出魔咒。流水线上的工人们，像一颗颗无比坚硬的螺丝钉。在巨大的机器上面，整齐的排列，衔接着每个零件与机器的联系。工厂里，每个人都重复着流水线上的来来往往，排列、组合、拆解，完成一个个标准的或蒙混过关的动作。
当年，我们讨论那些跳楼事件中的主人公，实在不明白。后来，离开了工厂，不在流水线上重复一连串熟悉的动作。渐次明白，我们在工厂里作为工人，依旧不明白为何有人愿意结束生命来逃离。如今，却能感受到，那时没有无助，没有绝望。他们的无助和绝望，在纵身跃起后，全部解脱了。
我们嘲笑那些人，在血泊里埋葬了青春。可是，他们的绝望，同样被埋葬在众人的视线里。总有人无法获救，被汹涌的洪流冲进了漩涡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