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感恩幸遇恩师

父母活出自己的精彩，是给予儿女的最大财富。同理，老师活出自己的个性，老师就是学科，是给予学生的最深刻影响。北大恩师耳濡目染学做人，港大恩师手把手做学问。

 “现在回想起来，我受过的最重要的教育，就是下午茶教育，真是幸运之至。这个你们将来也是一样，就是说你受到的最重要的教育，很多时候不是课堂上的教育，因为在课堂上老师说的话不是对着你说的，他是对着所有学生说的，而且是对着所有学生里他想象的某些水平的学生说的。所以你想，我跟着他在那儿念了5年书，一星期大概有3到4天是这样，中午吃饭，下午喝下午茶，傍晚跑步。他一般是跑10到15圈，跑得很慢，像英国绅士的做法。他是一边跑一边聊天的，这就是我当时也跑了很多步的原因（笑）。后来我就在想，我这人受的完全是一个私塾教育，还是个私人家教，完全是一对一的，你想想不就这样吗？

后来我就在想，龚先生都教了我什么？其实特别重要的事情都是这么来的：从王老师那儿学的是做人的这个道理，从龚先生那儿学的是怎么做学问，怎么写文章，那基本上是手把手教的，主要是通过喝咖啡跑步教的。”

二、本事是扎实做来的

（一）本科生做调查

天南地北做调查：江苏、山东、东北、广东、陕西，见多识广，积累丰厚的感性认知。

（二）读书会背孟子

“我最早的读书会是带着学生读《孟子》，从04年开始，开了很多年。这个读书会的一个重要节目是背诵《孟子》。那时候我学生也不多，拿副扑克牌来，我也在里面。大家先抽牌，抽到哪段背哪段，比如说《万章》，一共就10段，就是轮流背，这就背了一遍，背一遍再抽一遍。我有个学生天天在燕南园对着猫背，说猫都可能会《孟子》了（笑）。”

（三）半夜工作乐此不疲

“他有的时候晚上带我回他港岛的家，在他家里，他说idea，我“跑”数据。他想到什么我跑什么。经常跑到后半夜我才打车回学校。现在想来，这个经历既愉快又宝贵，十分难得。总之是我运气好，遇上了好老师。”

三、学问是交友交流的日常

研究生时的“麻雀小组”、工作后的“福柯小组”等。

北大这个学校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大家很少谈现实的东西，大家都是高谈阔论——到现在也没怎么变。谈着谈着，就容易把一个人的生活轨迹改变了。

我后来研究有比较大的转型，转型的一个原因是朋友。我上研究生的时候交了一批朋友，就刚才说的这批朋友，大部分都在学术界，我回来之后一下就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香港的时候我那里也是他们去香港的据点，李康在那做访问学者做过一年，李猛做过半年，渠敬东基本上每年都会去，他去了就经常会住在我那儿。所以朋友特别重要，为人随和、交朋友很重要。在北大上学，要是没朋友，就白上了。回来之后，我做我的。我这些朋友做的都跟我不一样，没有任何人说过你做得怎么样，他做得怎么样，朋友嘛，纯粹就是因为喜欢，就是因为跟你待在一起觉得舒服，不会因为跟你做学问的路数不一样就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影响挺大的，因为你会看朋友写的东西，聊天的时候你会觉得问题还可以这么看。

我受这些朋友的影响特别大。比如我写过一篇文章叫《锦标赛体制》，那时候李猛还在美国，我写完之后就给他看。李猛在芝加哥，他给我回了信。我文章分两部分，前面写传统政治，后面写的大跃进政治。他大概的意思是后面部分写得很好，前面写的传统专制体制不是特别准确。当时我就很惊讶，当然是专制体制了，为什么不准确？他也没多说别的。那篇文章虽然发了，但是你让我现在写，我肯定不会写成那样了，然后我回头就在想，什么是“专制体制”？他说你看看钱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当时我没看过，我就找来看，那个基本上就算开了另外一扇门，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本来这边的门都是关着的，其实是朋友打开的，你靠一个人是不行的。

这个门打开之后我就觉得完全不一样了，后来讲各种历史维度的问题，其实都是在学习。后来李猛从美国回来，叫上历史系的黄春高，我们三人连续开了三个学期的课。那三个课也是我们三个人的学习过程。到第三次的时候，吴飞也加入了。才开始关心的是封建问题，我们都觉得“封建”这个词有问题，中国的郡县和封建的关系不是像我们以前理解的那样，先讨论封建问题，再讨论国家问题，第三次是伦理问题。吴飞来的时候带来了“丧服”，所以第三轮的时候就有了“丧服”的问题。当时听吴飞讲了一次“丧服”，大部分人都目瞪口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当时完全不懂。现在看来就是丧服的入门知识，但之前大家都觉得这完全是另外一套东西。从那之后我带着学生读，先是我带着我自己学生读《丧服郑氏学》，就读这一本书，一年读一遍，读了一轮隔了半年，又跟吴飞一起开了一个读书会，读第二遍。当时这个书没点校，都是影印的，没标点，所以把学生折磨坏了。付伟说他有一天在图书馆看这个书，就听到对面有个女生一直在叹气，抬头一看，那女生也在看这本书（笑），是吴老师的学生。

四、教人自立

社会学不只是“志在富民”的问题，它背后有着更复杂的社会性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应该怎么为人处世的问题，像费老晚年说的，社会学是讲一个人在复杂的社会里如何做人的问题。

2010年以后，我开始系统学习中国这套理论。《四书》是大义，叫微言大义，主要的内容是理学。理学是《四书》的注解，它是把《四书》里面的意思不停地做理论的阐发。而另外一个“礼学”，我带学生读的，说的全是些行为和行为规范，就全是事实性的东西，不是心性的东西。但这两个东西本源是一个，都是孔子。所以这两个东西变得越细越复杂，但是会有所会通，有两个点汇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感受最好。你看看这两个看上去离得很远的东西，背后是一个大的、比较接近于我们说的中国文明体系的核心部分，它是一个虽然有很多层次，但是上下贯通的东西。从表面上看，像一个刚才我说的，人和人之间怎么相通、怎么信任的问题：为什么会有猜忌？猜忌很多时候会自己证明自己，就像一粒种子在你心里发芽一样。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就是一层纸，往这边一挪就是猜忌，往那边一挪就是信任。你这层纸怎么捅破？——其实是这么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你看上去只是一个人际互动的问题，其实是扎根在我们的文明体系里，非常深沉。我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么庞大的理学和礼学的体系，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为了人与人相通的东西做铺垫，就是为了刚才我说的那一层薄薄的纸，人和人之间往这边还是往那边的问题。所以中国社会学的思路，我其实一直觉得存在一个叫做“人本”的思路。我跟我的学生老这么说，说“伦理本位” [7]的时候比说“家庭本位”进了一步，但是还不够，真正的本位应该叫“人格本位”，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塑造一个人格，而不是一个道理。你看着一个人，在关键时刻他做得对，那就是他去做。你去做怎么做都不对，并不是我给你一种方法，无论谁在这个情境下这么做都是对的，没有这样的答案。

在中国的这套学问就是说，你得靠你是这么一个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的人，就会做一个什么境界的事情。一个考验你的困境来了，这个困境太高，你的人格根本就够不着，你就做什么都不对。有一些学者说得很好，比如像钱穆先生这种人，但大家都把他看成历史学家，或者新儒家，不会把他看成社会学家。他不懂西方社会学理论，他关于社会的见解全是从中国古学里来的，非常的有意思。我说“人格本位”的意思的时候，其实就是受到他的启发——他没用这词了，他其实就是说中国人说一个人做对了还是做错了，一定是说“谁”做对了“谁”做错了，而不是笼统地说。一个抽象的人谈不上对错。就是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格，他对人是怎么样的，他平时是怎么样的？对于一个平时不怎么样的人，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关键时刻。一个完全凭自己欲望做事情的人生永远也不会有重要的时刻，因为你不用对他进行考验。就像你考试一样，你平时学个什么样，考试就考个什么样；你平时不学习，对你来说就等于没有考试。比如说西方人讲的伦理困境，会在有些人的人格面前迎刃而解，比如说萧峰，他靠自己死，他自己死就是对的，死对萧峰来说极其自然，所有看这个书的人，包括他自己到那个时候极其自然地就会觉得，他成就了他的人格，就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他的人格就像一辆车一样，他开到这儿就是这个样子，换一个人就不像个样。我是觉得咱们社会学就对这个问题谈得太少，它导致的一个问题是：古人说三十而立，而现在人很少会注重于自立，他不认为人格的自立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他认为弄一个制度、找一个方法就行，就像我这些积木怎么摆，找到一种摆法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实际上软趴趴的东西，扶不起来，怎么摆都不行。这个地方是特别核心的问题，就是社会学为什么是先要自立才能立人，你不能不讨论自立就去讨论立人，你没有力量谁也立不了。

说到今天的北大，其实对今天的大学教育，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教育制度要让学生能够自立。很多时候自立不是溺爱，溺爱了就不能自立。北大的人将来出去无论到什么位置上，一定都是特别有影响力的，你的一举一动和另外一个人一举一动，影响就非常的不一样。核心问题就在这儿，你不能做一个带头抱怨的人，我觉得你应该先去想想我为什么没去做个志愿者，而不应该先想志愿者为什么没服务到我身上，没服务好我。但是就像刚才我说人格一样，这个就是个人格的问题。你在什么环境中成长？你是怎么被教育出来的？我一直觉得通识教育也好，跨学科教育也好，你们学的知识广博，品德高尚，这当然是教育的目的了，但是还得要特别地坚强，自己得带头能够顶起来，而不是去做带头抱怨的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这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天天抱怨，一种是自己光想做一个参天大树去庇护所有的人，这两种在我看来，都不是咱们中国文化最伟大的人格。最伟大的人格是不怕风吹雨打，无论是小草还是大树，都是能够自己立起来的。

参考文献

离谱丨与周飞舟老师长谈

原创 思想与社会  2022-06-06 21:30 发表于北京

访谈丨伍宇晟等

编辑| 张正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