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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主要在以下三个意义上使用“Recht”这个词：（1）作为一种秩序（law）——法；（2）作为一种合乎道德的事物（justice）——正当；（3）作为一种意志主张（right）——权利。
“人们一致认为，上帝所欲求的就是善的和正当的。但问题在于，是因为上帝欲求它，它才是善的和正当的，还是因为它是善的和正当的，上帝才欲求它；换言之，正当和善是任意的（arbitrary）还是从属于一些有关事物之本性的必然的和永恒的真理，就如同数字和命题一般。有些哲学家（比如笛卡尔、普芬道夫——英译者注）以及一些罗马（天主教的）和宗教改革派的神学家追随着前一种观点，但是当前那些宗教改革派的神学家通常都反对这一学说，正如我们所有的神学家以及罗马教会的大部分神学家所做的那样。”
从自由的角度来理解权利是现代自然权利学说一个最基本的特征，而这样的自由在最初的情形之下就是个人的自由，因此，个人主义便成为该派学说的一个必然要素。如果说个人主义不是在一开始——比如在霍布斯那里——就充分地被表达出来的话，那么至少此种学说的发展将逐渐把个人主义这个要素给揭示出来。在此背景之下，国家这样一个政治社会就必然被看成是个人意志活动的结果，这充分体现在与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契约论。
首先，法秩序不是一种先天被给予的秩序（对于理性主义的批判），而是自我建构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法秩序就是人类自由的产物；其次，自由不是任意的自由，也不是不受约束的自由，它必须受到它自己对于自己施加的约束，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同时必须是一种自由的秩序；最后，自由的自我约束必须是普遍的，它是一种普遍化了的东西，换言之，自由秩序是在一个处于交互影响的共同体中的秩序，如果人们相互之间不存在一种预先存在的影响，或者说不处于蕴含在康德所谓的原初共有观念中的原初状态中的话，那么在人类中存在法秩序就是可疑的，在这个意义上，法秩序就是一种普遍的自由秩序。
将法与自然区分开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法从“自然”亦即“经验”的各种约束中解脱出来。从经验的视角——诸如习俗和事实——来看待法有着一个悠久的传统，最早我们可将其追溯至智者学派。在古希腊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中，其主要的争论就是关于自然（nature）和习俗（custom）的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