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和科技的发展，新型就业形态如外卖行业的兴起，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保障问题。
近日，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一场立法大讨论中，一位90后外卖小哥的言论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位90后外卖小哥直言不愿缴纳社保，理由是700元对他来说相当于100个订单的收入，而这笔钱更想寄回老家，给女儿买些玩具。他表示，在老家已经缴纳了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因此对他来说，缴纳社保的意义并不大。
这样的言论背后，折射出了新型就业形态下劳动者的现实困境和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疑虑。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社保缴纳意味着每月大量的支出，而这笔钱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更有意义的是支持家庭、改善生活质量。这种个体的选择也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考和讨论。
社会保障制度的初衷是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但随着新型就业形态的出现，传统的社会保障模式是否还适用于当前的情况，如何更好地保障这些新兴劳动者的权益，成为了摆在立法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法律虽然强制全职劳动者参保，但现实中，外卖平台和互联网企业可以想很多办法来规避。如果要保障外卖小哥的养老权益，让他们老有所依，与其一刀切地让企业上社保，不如做出制度上的调整，像有人建议的，要么大幅度降低骑手的社保缴纳基数，至少先保障其缴费年限的连续性，要么干脆从全民社保体系中剥离出来，成立一个灵活就业保。
关于灵活就业保，以前就有人提议，让外地打工者可以通过职工社保账户在老家交社保，实现社保的可流动性与便携性。如果不能跨省参保，也可以规定后面跨省转移时，劳动者可以将单位和个人缴纳的社保全部转移过去。
如果这些都行不通，至少应该允许新业态劳动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愿选择是否缴纳社保以及缴纳的比例。
当然，制度的调整牵一发动全身，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算盘，打通地域壁垒不是小事。但只要愿意做，办法总比困难多。没有人比漂泊在外的打工人更期待失业后有保障，退休后有钱拿，他们中的一些人表示如果收入能提高，或者由平台承担，他们还是愿意缴纳社保的。由此可见，他们弃缴的更大一部分原因是收入不太理想，才不得不拿未来换眼前的经济利益。
要解决这群劳动者的社保困境，除了尊重他们的自主选择权和方便异地转移，更要考虑到他们目前的生活所需。如果短期内骑手的收入不能显著提高，也可以给企业减税，让其把这部分税补贴到骑手的社保里，让更多的人不用再拿自己的养老金和女儿的玩具做交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