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
现代初中课文里的这段话，让其时已年愈古稀而“欲学”的晋平公瞬间解惑。只是当年说出这番话的师旷，却无能得见现实中的“炳烛之明”。
师旷，名旷，字子野，春秋时晋国乐师。他生而无目，常自称盲臣、瞑臣。
也有传说他是由于自幼酷爱音乐，为了不受外界缤纷所扰而自熏双目。姑且不论传说真伪，其音乐才华之精湛却不容后人置疑：
孟子称“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庄子说师旷“甚知音律”；
《吕氏春秋》记载，师旷听到晋平公铸造的大钟，直言相告音调不准，晋平公不以为然，后经卫国乐师师涓证实，“果知钟之不调也”；
在王充《论衡》里，师旷鼓《清徵》，十六只玄鹤集于郎门“延颈而鸣，舒翼而舞”；师旷鼓《清角》，一奏西北方天空上乌云滚滚而来，再奏暴风雨应声而至，三奏而“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
乐师，在西周以前，作为祭祀的重要参与者，被人们赋予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但到“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很多乐师的劳动从祭祀转而沦为公室贵族们的娱乐消费，地位越来越低，大名鼎鼎如郑国的师慧、楚国的钟仪等，甚至被当作礼物送来送去。
论才华技艺，师旷当然也是如师慧、师涓一般“大名鼎鼎”者，在后世的传说中，他除了被演化成音乐之神、顺风耳的原型，甚至还被“数术界”尊为盲人算命的祖师。
丘明先生倒没有纠缠于师旷的音乐造诣，但也没有完全“脱俗”。从他简略的记述里，还可以隐约看到对师旷以其“聪”参出吉凶休咎之“神异”的推崇。
比如鲁襄公十八年（前555年）晋师伐齐，师旷以听到“鸟乌之声”很欢快，断言“齐师其遁”；同年楚师伐郑，师旷以“骤歌北风，又歌南风”，而南方的曲调不强又多“死声”，判定“楚必无功”。
“师旷之聪”当然不会止于过人的耳力，正如其“博学多闻”不会止于“人事”的占卜。在这一点上，丘明先生不吝笔力，正是为了让我们看到师旷以一个盲者对于“政事”的“洞察”。
前547年，秦景公派弟弟鍼到晋国重温盟约，大夫叔向命令召唤掌管接待的行人子员，无视正在轮值而同样为行人的子朱，引发子朱不满而拔剑怒对叔向。
叔向认为秦晋不睦已然很久，得此和解良机对于晋国极其重要，否则又会陷入无休止的争战，使“三军暴骨”。相比较子员在外交活动中的“无私”，对常常自作主张而“奸以事君”的子朱，必须也自信能够抵制。
叔向说完也提剑迎战。
对于这种情形，晋平公却不无得意：“真是晋国要大治的征兆，我的臣下所争执的都是社稷大事！”
师旷却语出惊人，他从“作为臣子不争心而争力，不致力于德行而争执是非”，认为公室的地位恐怕将要下降：
“私欲已侈，能无卑乎？”
个人欲望太大，公室的地位能不下降吗?
前534年春天，据传晋国的魏榆有块石头说话，晋平公询问师旷为何缘故。师旷回答说石头本来不会说话，如果不是民众听错，大概是有东西凭借它。接着话锋一转：
“臣又听说：‘做事违背农时，怨恨诽谤生于百姓，便会有‘非言之物’说话。’而如今宫室崇侈，民力凋尽，怨恨诽谤并作，人人自危‘莫保其性（命）’，石头也该说话了吧?”
对平公正在不惜民力大肆修筑虒祁之宫的讽谏不言而喻。
叔向听说后，赞叹师旷之言为“信而有征”的君子之言。对于虒祁之宫他亦是一针见血，以为“是宫也成，诸侯必叛，君必有咎”，而“师旷先生早已料到”！
对于晋平公后期的大兴土木、不务政事等等，师旷的不畏权势、犯颜直谏可谓勇矣。有一次甚至在晋平公同群臣饮酒，长叹“莫乐为人君，惟其言莫之违”时，侍坐于旁的师旷认为这不象“君人者”所言，竟操琴径直撞向平公。
即使在春秋最伟大的诸侯之一、将晋国霸业推至颠峰的晋悼公面前，师旷亦然没有因为位卑身残而妄自菲薄，有一次直面悼公纵论君民关系与治国之道，其所议“君”与“民”，更是“千古不易之论”。
前559年，卫献公因为暴虐而被国人赶出卫国，晋悼公认为民众太过分，师旷则不以为然，以为也许是国君太过分了。
在师旷看来，一个好的国君，应该奖善惩恶、养民如子，庇护容纳百姓如同上天与大地。如此，则百姓尊奉国君， “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哪里能够赶走呢？
“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对于国君，师旷认为是作为祭神的主持者与百姓希望的存在，因此如果让百姓财货缺乏、神灵失去祭祀，让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对于这种国君“将安用之”？怎么能不赶走？
没错，师旷敢于蔑视的是商周以来已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君主无可怀疑的权威和至高无上的地位。
对于君民关系，师旷以平等的角度分别定义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作为国君，负责对百姓的“司牧”，使其勿失本性；作为百姓，又有辅佐国君的义务，教育和保护国君从而勿使其行为过度。
然而，师旷远远没有将思想停留在这种君民的“平等”之论。在描绘了理想的“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国家、社会秩序后，他以振聋发聩的声音，发表了熠熠生辉于后世的“民本主义”宣言：
“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
以上天爱护百姓之“甚”，岂能容一个人在百姓头上任意妄为而放纵他的邪恶，从而“弃天地之性”？
师旷给的答案自然是肯定的：绝不可能！
其实，师旷不仅注意到民众对于社稷的重要性，他也极力推崇人君作为国家机器的核心在政治生活中政治清明、法德并施，以尊重百姓意愿来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只是相较于“纳言”的晋悼公，对晋国“霸业中衰”脱不了干系的晋平公，即使如此忠直明白的劝告与启迪，大概到死也没参透。
有一次，晋平公感叹师旷生来无目而“墨墨”，饱受昏暗之苦。师旷则例数天下有五种“墨墨”，皆因“君不悟”：一是吏治腐败盗名，百姓无处伸冤； 二是用人不当，忠肖不分；三是不辨贤愚，奸邪当道；四是穷兵黩武，嗜欲无厌；五是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
信乎师旷之言。一个人“墨墨”是小事，但一个人君因“不悟”而“墨墨”，甚而“肆于民上，以从其淫”，便无论如何也逃不掉被民众唾弃的下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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