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回:女神抽着烟,终于出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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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场中心的某处,我站在一个被包围起来的小平台上,与周遭的群魔乱舞隔离开来。我震惊地谛听着,电台的同事们是如何庆祝他们的盛会的。他们对着麦克风滔滔不绝,他们全情投入,一刻也不出戏。有时他们提高分贝向经过的人群高呼溢美之词。过后他们又显得克制而有威胁性,让人心惊胆战。我的同行们是否是有感而发,我无法判断。我还只是个菜鸟,因此无权质疑发生的一切的真实性。
或许他们是在做戏,这些御用记者们,他们纯粹是在以此谋生。那又怎么样呢?毕竟每个人都得赚钱。我也不例外。人必须生存下去,医生先生,或者您不这么认为?人民也必须生存下去,于是跟着怒吼。我真的没法判断,这群人神经质的抽搐到底是不由自主的还是受人指使。尽管我一直以来都很有音乐天赋,能听出管弦乐中的每个错误的音符,尽管当一种乐器走调的时候,我总会身体发紧,但这次我耳背了,前所未有的耳背。我不敢追问,因为我害怕答案。
唯一使我忐忑的是形式问题。我该照着稿子念还是任凭自己即兴发挥?我是个谨慎的人,因此选择照本宣科地读。这样至少我不会卡住,而且只会说写在纸上的内容。但是命运却给我的企图打了个叉叉。这是上帝的旨意,如今我是这样理解的。
当我准备开始的时候,广场上忽然刮起一阵旋风,将我手中的笔记夺走了。太可怕了。狂风过后只剩我形单影只。不管我愿不愿意,我都得即兴报道了。我被迫似地说着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词。我的脑袋因壮阔的场面炙热如火,而我的心—该怎么形容呢?—却保持着冷静,克制和理性的态度。我别无选择。
因为我在苏黎世文理中学所受的教育起作用了。在那个冬日里,我在麦克风前倾诉的除了真相别无他物,因此这报道作废了。鬼知道,我怎么会这么冷静。或许自我出生以来,我的舌头上就长着制动器,一有虚伪的声音,它们便会有反应。又或者在那个时刻有个法利赛人对我耳语,叫我呆在尘世间。(法利赛人不服上帝的义,因此无法上天堂。译者注)我在瑞士所受的教育—医生先生,您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以及那个措林人的诫谕终于开花结果了。(措林人是两人中学时期的德语老师,一再主张行文要简短客观。译者注)
我作了简短的陈述。这是我人生中极少几个只关注客观事实的时刻。我只报道所见之事而避免无中生有的幻想。几分钟后我就结束了报道,将话筒扔在小平台上,扬长而去。夜间特快列车于下午五点半发车。我上了车并预感到,在某处已经下了我的判决书。
火车在平原上缓慢得爬行着,到华沙需要十四个小时。我困得要死,但却无法入睡。我独自坐在车厢里,编织着阴郁的思绪,对自己非常失望。我失败了。温和点说,我的报道是蹩脚的,我问自己,我的出路在何方?人家给了我天大的机会。而我却把它搞砸了。真奇怪。在那些年我搞砸了几十次机会。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或许我的制动器启动了。真是不可思议。在瑞士它们从没启动过。在这儿,在二十一世纪它们才启动了。
话说我独自坐在车厢了,闷闷不乐。忽然我注意到一个身影:在过道里,离我五步之遥,站着—我该怎么形容呢—一个女巫或者一位林中女神或者鬼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存在。一朵珊瑚色的桃花。一个满头红发的水神。她靠在玻璃窗上,吸着烟,晃着脚。
在这里我必须插一句,这样的艳遇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它们是我众多失败历史的组成部分。每隔一段时间,它们就会发生。每次我遭遇滑铁卢的时候,就会有个女人与我狭路相逢。一种诱惑在我面前展开身段,我被迷得神魂颠倒。我必须强调下,女人从不是我失败的原因。相反,她们是作为一种补偿出现的,一种慰藉,缓解和希望—回法兰克福途中的这一次也是如此。
我已经记不清她到底有没有正眼瞧过我。我只知道她斜觑着眼,微颤着睫毛。她偷看我,并将我一眼望穿,而在我看来,她犹如天人。她马上转过身,向我走来:“我叫伊莲娜,你呢?”
顿时我如置冰火两重天。我不知如何是好,傻乎乎地答道:“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们应该不认识吧?”
她掐灭了烟,又重新点了一支。然后她坐到了我的身边,她的香味让我如丧魂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认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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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文本来源:
《Kiebitz》 Andre Kaminski Insel Verlag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