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北京文学》2026第3期)
周一清晨六点，我刚起床，还没来得及洗去昨晚加班后的困倦，费尔南多打来电话。这个把日落当作一天开始的巴西人，美国M品牌的材料部总监，从来没有这么早过。
“若文！老板刚从纽约打来电话，问你们印度那个项目的进展情况。你的签证怎么样了？我们要赶紧过去一趟。那个开挂的地方我去了一趟就再不想去了，原计划安排里奥经理和你一块去的，老板说不行，要我亲自去。”话筒里传来他从未有过的焦急，宿醉后被强行拽醒含糊不清的嘟囔，和一个女人响亮的喷嚏——带着鲜明的、感冒般的中式尾音。
“应该很快了，也许就这几天吧，出签了我会通知你。”
“抓紧，慢了老板会生气的。”说完，便挂掉了电话。
他说的老板是他的顶头上司，克洛伊，一个巴西女人，M品牌亚洲区的负责人。谁都知道若是老板生气了后果会很严重的。我没敢告诉他，周六晚上刚接到签证公司的通知，我的签证被拒签了，需要我本人今天去一趟领事馆。这么多年，护照已经用满了一本，我从来还没遇到拒签这种事。自从第一次办签证去了领事馆，后面都是签证公司代办，我也再没去过了。我仍记得多年前第一次见签证官的那一天。
2001年5月，广州天河，印度驻广州领事馆。
我刚入职海外采购部一年，被公司派往印度去找牛皮。不到四十平方的领事馆大厅里，弥漫着混合了焦虑与等待的微妙气味，空调温度似乎调到了最低，我穿着短袖冻得发抖。前面只排了几个人，但进程异常缓慢，分明在彰显某种不为人知的停滞。这和我在工厂里的节奏完全不同，我们早已经养成了连走路都是小跑的习惯，这种从高速运转到怠速的突然转变，让我浑身有点不适应，但很快又被刚进厂就要被派去印度的喜悦占了上风——虽然工厂有很多去世界各地出差的机会，但那些去米兰、巴黎、纽约、惠灵顿等的机会总是被台干们抢先，只有去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越南等这样的地方，才会轮到我们这些大陆籍的干部。一个多小时后，我听见悬挂在玻璃窗上的小喇叭里叫了我的号。一个中国职员从里面打开铁门，穿过过道，把我带进了一个小房间里。面前的签证官看起来五十岁左右，蓄着一抹印度式小胡子，一身西装。他坐在位子上一边呷着咖啡，一边翻看着我那本刚申请下来的第一本护照。
“去过印度吗？”
“没有。”
“这次去干嘛？”
“买牛皮。”
“买牛皮做什么？”
“做鞋。”
“你们厂有多少工人？”
“七八万吧。”
“哦，七八万？ 那么大？一个城市！”
他微微后靠，目光从护照移到我脸上，镜片后的审视意味浓了一分，仿佛要穿透我，去核验那数字背后是否藏着一座庞大的工业城池。
经常与印度供应商打交道，我早已经习惯了他们口中那“T”“D”不分，舌头像快板的印度式英语，自然和面前的签证官沟通起来没什么障碍。他接连问了我几个模式化的问题后，从笔筒里拿出一支毛笔，一支镶着金边尾部带着孔雀羽毛的笔，慢条斯理地开始在签证上签名——确切地说，他不是在签名，而是像个织女在绣一幅已完工绢画的落款，或是像个小孩正在老师的眼皮底下一丝不苟地重画一幅画错了几遍的工笔画。
“这签名太漂亮了。”我随口说出一句恭维的话，这是我从一个全厂升迁最快的一个生产部门的主管那刚学的技能，这技能也从那主管的主管口中得到了某些佐证——他说过，恭维的话只会让你短暂地放下身段借以抬高别人，但永远不会过时。我的话音未落，他手中签了一半的笔停了下来，接着，他放下了那支笔，抬起头，对我双手一摊，“你让我忘记了后面的字母。”他的语气平和，甚至带有一丝自嘲或是朋友间开玩笑的嫌疑，但脸上那因为肌肉略微绷紧而稍纵即逝地抽搐了一下的五官，分明写满了责备——显然，我那句不合时宜的恭维打乱了他签字的节奏。四目对视时，我连忙说了句“Sorry。”同事和我说过签证官做事都是看心情的，一个稍不满意的回答或者一个稍不留神的喷嚏都有可能让他拒签，我的心里开始忐忑起来，他会不会因为这个干脆不签了，又或者会不会借口说他再也想不起后面的字母，等啥时想起啥时再签？
这样的事情费尔南多做过。刚进写字楼做采购的第一年，我便认识了他，那时他是那家公司的材料部经理。他们每年有大量鞋子订单给我们工厂，是我们的主要客户之一，厂里至少有五六条流水线常年生产着他们的鞋子。据说当初费尔南多进入那家公司时是他老板克洛伊在巴西的一家酒吧里面试的，那时他除了葡萄牙语外几乎不会说英语，面对克洛伊满口流利的英文，他只能支支吾吾，不停地端起酒杯。最后，克洛伊趴在吧台上，再也叫不醒——他的酒量征服了克洛伊。以至于现在见到他，还常常一副醉醺醺的样子。
那天，我带着厚厚一摞牛皮色卡去市区找费尔南多签字，那是我第一次去那家贸易公司。他已经好几天没来工厂了，这些色卡若没有他看过并签字确认，是不可以进入量产的，生产那边已经在催了。我在前台小姐的带领下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一间南向的办公室。阳光正从巨大的落地窗外透过来，落在木质地板上摊着的一整张带毛的牛皮上，那是一张南美母牛皮，毛发上保持着自然的一圈圈黑白相间的花纹。费尔南多的办公桌正对着那张牛皮，他坐在一个高靠背办公椅上，靠背上摊着一张虎皮。我打了声招呼，他只哼了一声，头都没抬一下，正低头在桌面上卷着雪茄。
我在旁边一张有着对色灯管的桌子上，把我带来的那些待签的量产色卡，确认样品鞋，以及确认色卡分类摆好。费尔南多卷完了那支烟，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左轮手枪，对着我，口中“砰砰”两声，我顺势一闪身，他诡异地笑了笑，然后一扣扳机，枪口窜出一股蓝色火焰。他对着那支雪茄点上火，大口抽了起来。吐出的烟圈在房间里扩散成了一层层轻纱，在阳光下弥散，满房间一股浓烈的南美雪茄味道。“把紧急的和不紧急的分两排。”他吐着烟，对着我摆好的那排色卡，说了一句。我赶紧拿出生产进度表，把生控中心标注的下周就要上线的皮料挑出来，单独放了一排。我又仔细看了下那对色灯管的型号，飞利浦D65，6500K，荷兰产，没错，国际标准日光光源，能精准还原物体在自然日光下的真实色彩，和我们工厂用的是一样——我之所以确认这一点，是因为皮料在不同光源下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细微视觉偏差，这偏差哪怕只有一点点，都会影响对颜色的判断。所谓人有二百零六骨，色有一万八千相。然后，我瞅了瞅桌子旁边的两张电脑椅，没敢坐下，恭敬地站在桌旁。费尔南多抽完那根，又摊了一张烟卷纸，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马口铁罐子，倒上烟叶，开始卷第二根。我想走下楼去，也抽上一根，但脚一直焊在那里，没敢动，看着面前的色卡，装着满脸思考的样子。
昨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处理一堆材料品质问题分析报告，成型线主管通知我赶紧过去一趟，说M的验货员正在流水线上大发脾气，抱怨线上正在生产的一款鞋子皮料后处理的亮度不够，颜色也有色差。验货员是他们最不敢得罪的人，稍有不慎，或者验货员在线上看到一两只有问题的鞋子，就会让整单鞋子翻箱——这是他们最怕的，也是最影响生产进度的事——那款所有已装箱的鞋子，验货员会拒绝验货，直到他们把整单鞋子拿出来在流水线上再走一遍，确保修正完发现的问题。我赶紧跑去了三楼的生产车间。
一尘不染的地板上倒映着两边的机器和操作工人，以及头顶一排排的日光灯管。沿着两边布满各种机器的流水线往前走，中间的输送带上摆放着各种半成品，它们像一列列受阅的队伍，保持着整齐的秩序向前移动着。两边穿着红色厂服的操作员，他们的手臂和旁边的那些前帮定型机、后踵定型机……的机械臂一样，按照某种设置的程序有条不紊地运作着——他们根据工种的不同，每天会重复几千遍那几个固定的动作，肌肉里早已形成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成型是生产一只鞋子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工序，所有的半成品，比如鞋面、中底、大底等都由各部门汇集到这里来，经过一道道复杂工序的操作，最后才会组合成一只完整的鞋子。这里不仅配备了各种进口的贵重机器，而且配备了各种优秀的技术人员，是老板最常来的部门。老板常说，成型车间就是一个大厨，决定一道菜最终的品相和味道好坏。
流水线尽头是最后一道理鞋包装工序。在这里，所有的成品鞋会被一双双地检验，再塞上纸团和撑套，裹上包装纸，放进鞋盒，装进包装箱，等待出货。车间里，各种机器马达轰鸣声、机械臂运转时金属零件的摩擦声、各种气动阀有节奏的扑扑声混在一起，一群人围在一起，在这里对面说话都要扯着嗓子，我根本听不清他们在吵嚷着什么。在距他们二十多米的地方时，人群里飞过来一只鞋子，落在地板上又朝着我的方向滑行了一段距离，在我正前方附近停了下来，这把我吓蒙了——进工厂这么多年，别说摔鞋子，就连把鞋子放在如此光洁的地板上，都会被老板狠骂一顿的。老板说过鞋子就是他的饭碗，他也不会这样做啊，这是谁这么大胆？我站在原地，盯着那只鞋子，犹豫了几秒钟，正要弯腰把它捡起来，身后传来一个声音，“不要动！不要动！”那声音在这嘈杂的车间里像个闷雷，但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我赶紧扭回头，只见王总不知何时从身后冒出，背着双手板着脸站在过道上。
我立在原地，没敢动，我以为他早上的气还没消。
王总刚升为事业部总经理，管着集团三家女鞋厂，是老板的得力助手。早上，他带着我的主管贾襄理和我去南城一家贸易公司开会，这是我第一次坐他的专车。等他先坐上了副驾位，我才跟着贾襄理坐上了后排。扶手箱上放着两个保鲜盒，一盒圣女果，一盒切好的撒着肉桂粉的番石榴。早上八点的莞长路是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候，专车司机小吴开着那辆七座尼桑商务车，在一辆辆货柜车的空隙间艰难地穿行着。王总看着报纸，让我们吃水果，说那是陈主任早上从他的果园刚摘的，没打农药的。贾襄理和我都没动。“让你们吃水果，干嘛不吃？”贾襄理赶紧打开了保鲜盒。到水濂山路口时，开始堵车了。“快迟到了，开快点。”王总看了看表，显然有点着急了，“往左边超！”“往右边超！”“你不要命了是不是？能夹在前后两个货柜车间不知道变道的吗？”“再快点！再快点！没吃早餐是不是，踩不动油门吗？”小吴不停看着左右的车辆，满脸汗珠，连方向盘都快不知咋打了……开完会下楼，王总一把把在主驾位上等待的司机小吴拉了下来，“坐那边去，我来开。”小吴只好坐去了副驾位。王总开着车，一会儿把报纸拿给小吴，小吴接过报纸不敢不看，一会儿又把水果拿给小吴，小吴也不敢不吃。我和贾襄理坐在后面，呆呆地看着他们，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回到厂里，小吴便被调离司机班了。
王总扫视着两边的流水线，缓步走过来，捡起那只鞋子歪着头看了看，拿着鞋子朝理鞋组走去。我赶紧跟上。那群人立在原地，一个都没敢动。那个验货员赶紧从人群里挤到王总面前，正要开口说些什么，王总摆摆手制止了他，接着对成型主管大声吼道，“叫两个保安跑步过来，把这个人赶出去，再也不准进工厂！”接着，他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只听见他用英语说，“克洛伊！你的一个伟大的验货员在流水线摔鞋子，我把他赶了出去，我不希望再见到这个人。这单鞋子不需要你们验货了，我会亲自验货……”
费尔南多点上第二支烟，抽了一口，捏着烟，站起身走了过来。他逐个看完每一组色卡，又用闲着的那只手摸了摸。我赶紧拿出签字笔，准备递给他。他看了一眼，没接，转回身，又坐回到座位上。回想起昨天被王总赶走的那个验货员，我心里一阵忐忑。费尔南多抽完了那支烟，这才重新走了过来。其间他接了一个电话，用葡萄牙语讲了一通，貌似成功捉弄了别人一番后地开心。他讲电话时的嗓门很大，估计外面的办公区都能听到。看来他今天心情不错，我带来的这些色卡肯定会有好运。“这些紧急的，估计你们工厂已经偷跑了吧？”他说的偷跑是指工厂为了赶时间未经他签字已经偷偷地先开始裁断下去了，事实上，其中的几个颜色确实已经在车间里开始裁断了。高速运转两班倒的工厂里，永不停歇的一条条流水线像是一只只庞大的喂不饱的怪物，它们不会允许原物料在仓库里多停留一天。“老大！没有，绝对没有，没有你的签字是不能生产的。”我连忙答道。他哈哈地笑了一下，目光中带着狡黠，“真的吗？伙计！规则都懂，但你不用骗我，我可知道你们经常干这种事的，经常。”
抽完烟，他这才从笔筒里抽出签字笔，来到那排色卡前，飞快地在每块皮料上签下他的名字。那些留在牛皮色卡上银色的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舞动着的精灵。我为第一次出来找他便不辱使命而心生欢喜。最后签那排不紧急的色卡时，我嗓子一阵不适，忍不住轻轻咳嗽了一下。这时，他停下签了一半的笔，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事情，抬起头，看着我，“你在暗示我？”“没有，没有，嗓子有点不舒服。”他拿起签了一半名的那块色卡，又拿起样品鞋在对色灯管下比对了一番，“Shit（狗屎）！这个红色不够艳，像凝固的血，是哪家皮厂做的？做皮师傅的眼睛长了包皮吧，退回重修。”说着，拿起笔，在刚签字处画了个叉，“剩下的两个都不行，重修后再带过来看。”
我为那声早不来晚不来的咳嗽懊恼不已——没有它，他肯定顺势全部签完了。他一句轻描淡写的“重修”，我得通知那几个皮厂赶紧把皮拖回去，返工一遍，再交货过来，仓库再次安排品检，分色……得费多少人力多少时间去做这件事？我拿起那块色卡，在灯光下仔细地看了看，它与标准色卡确实存在一点点色差，调色师傅只需在颜料里多加一点点黄便会增加鲜艳度——这种差异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出来的。另外那两块色卡在我看来已非常接近，但这是真皮，不是人造革，这点色差还不至于打掉不签的。我忙带着哀求的语气说：“老大！这两个也有点急……”说完这句话，我为自己拙劣的表演先自己尴尬了——专程跑过来等他确认的这些色卡，哪一个又是不急的呢？就像那句让盘山宝积禅师悟道的话：哪一块肉不是好肉呢？他立在原地，看了我一眼，也许是看破幼稚伎俩后的轻松，也许是看到我一脸正经掩饰下的诚惶诚恐，笑了笑，转身从座位上拿起一副墨镜，戴上，迈着西部牛仔式的步子，走到那张牛皮的中间，在阳光下装模作样地看了一眼那块色卡，才重新拿起了签字笔，边签边说，“确实有些色差，你看见了。但太阳太大，我看不清楚，我是戴着墨镜签的哈……”
第二天，费尔南多来了工厂，陪着他的老板克洛伊。趁文员往会议室送咖啡的时候，我带着那张没签的牛皮色卡也跟了进去。王总端起咖啡喝了一口，便问那文员：“小姑娘，这个杯子没有用开水先烫一遍吗？”那文员脸一红，“王总，对不起，忘记了……”“把这几杯端回去重做。这是第几次了？第二次？第一次是无知，第二次是不小心，第三次就是故意，我可不会原谅了啊。”费尔南多和克洛伊坐在王总对面，愣愣地看着文员把刚端上来的咖啡又端走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王总用英语和他们解释了一遍，又加了一句，“冲杯咖啡就那几个简单动作都做不好，怎么能做好鞋子？”就在费尔南多竖起大拇指的时候，我拿出了那块色卡。“这是昨天我打掉的那个颜色？你们重修的动作挺快的嘛！好样的！”他拿在手中瞄了一眼，便签了字。其实，他肯定知道，那个颜色根本就没有重修。
面前的签证官和那天的费尔南多有相似之处，他们手中都有在一念之间轻松做出两个截然不同决定的权力，这决定虽无关生死，但也绝对会让一个人或一群人去翻山越岭，披荆斩棘。他瞪了我一眼，低下头，又拿起了那支笔。我这才放下心来。这一次，我屏住了呼吸，生怕再有任何的风吹草动。看着他用笔尖从第一个字母开始比画了两遍，才接上刚才停顿的地方，签完了名——那是一串英文字母叠加在一起的五线谱，我甚至辨认不出其中的任何一个。接着，他转过身体，慢吞吞地从下边的抽屉里拿出了一枚印章。转身时，露出了与那并不肥胖的上身极不协调的啤酒肚，像个即将临盆的孕妇。他盖完签证印章，又对着印章位置吹了吹，嘴角两边翘起来的胡子随着鼓起来的腮帮一翘一翘地抖动着，两只眼睛也跟着瞪得溜圆——这让我想起了阿凡提的模样。
他拿起我的护照，从后到前一页一页地翻着。我瞄了一眼墙上的时钟，它像是被设置成了慢半拍，整个过程漫长得让人焦急。最后，他选中了护照本里既不靠前也不靠后的一个空白页，终于把签证贴在了上面——那页的前后面，明明有很多空白页，而且被他一页一页认真地翻过——他每翻过一页空白页，我都在暗想：该贴在这一页了吧？——显然，他没按照我的逻辑，他脑袋里装着他自己的逻辑。他再次转过肥胖的上身，从旁边的抽屉里拿出一沓标签，撕下一张，贴在护照的背面，又用手掌按了几按，这才把护照递给了我。
从领事馆出来，我便迫不及待地拿出护照，仔细看了看背面那个特殊的长方形标签：左半部分是一个精美的翠绿色的右半圆弧，泛着弧形的光泽，如同女人手上佩戴多年温润通透的玉镯。圆弧上面镶嵌着连绵的规则拱形，拱形下面是交错的太阳和八瓣花。圆弧右端居中位置，是一个紫色的内镶24根轴条的法轮——印度国旗中间的那个法轮——孔雀王朝鼎盛的阿育王时代佛教圣地鹿野苑石柱狮首图案之一。而标签右半部分，是用英文和中文印着的上下两行字：
Incredible India/不可思议的印度。
当时我凝视着这行字，如同凝视着一帧凝固的魔术表演。这是一个怎样的“不可思议的印度”？
“这次拒签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公司在翻译你的资料时，把你母亲名字的‘汪’姓英文字母错打成了‘江’的英文字母。结果资料递去领事馆后，他们输入了电脑。到签证官手上时，他发现这次的‘JIANG’和以前的‘WANG’不一样……”
“这种翻译错误你们要向领事馆解释啊！”
“解释了，没用的。他们刚来了一个新的签证官，根本不听解释，他坚持说系统里你有两个妈妈。听说以前那个签证官违规收费贪了不少钱被干掉了。你知道的，他们腐败起来就没个样。听说在印度建个厕所都得几十个部门盖章同意，是吗？我们虽然是他们指定的，但每年要打点的地方也是很多的。这个新来的做事很小心，近乎刻板。我们动用了各种关系，他才没在你护照上盖拒签章，不然，盖上了半年内都不得再申请新的签证。既然他愿意先不盖章，就说明还有活动的余地，所以，你本人带上资料再去解释一下，或许……”
我带上户口本，身份证，我母亲的身份证，相关的翻译文件，还有去财务部专门打印的一份近年来和印度往来贸易的银行流水，去了领事馆——我要证明我只有一个母亲。
从东莞到广州的广深高速，从来就没有闲过。一大早，双向八车道上满是急速的货柜车，出租车，私家车……它们向南或是向北，像电流的粒子，一刻也不停歇。据说，这条路一塞车，全世界就会缺货。
海航大厦14层，还是老地方。
大厅里的长椅上几乎坐满了等候的人，这几年去印度的人越来越多了。我找到一个中国职员说明来意，并拿出了相关的证件。他一听便摇起了头，“难。机会渺茫，你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为什么？这是一个事实清楚得不能再清楚的事实啊？”
“我当然知道。但你也得明白，这里是印度领事馆，得按他们的逻辑来。他们现在的逻辑就是不管以前是怎么搞错的，现在的事实是系统资料显示你有两个不同名字的母亲。你得证明你只有一个母亲。”
“我该怎么证明？你知道啊，这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事。”
“坦白说，我真不知道，我也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你去过那么多次印度，你该知道的，Incredible India（不可思议的印度）！我先帮你约签证官吧，祝你好运。”
我在不锈钢长椅上坐了下来。刚坐下，一股透心的冰凉传遍全身，我一哆嗦，感觉就像在三九天里坐在一块青石板上。这里的空调还是和多年前一样，温度调到了最低，好像从来就没有关掉过，我也仿佛又回到了印度——在印度，但凡有空调的地方，比如机舱，酒店，餐馆，车内，或是皮厂的办公室，每台空调总是被调到能发挥最大的制冷效果——他们不仅不怕热，更不怕冷。这该是场漫长的等待，我知道他们的办事效率。我每隔一段时间便走出大厅，到外面透下温暖的空气，随即又赶紧返回大厅，生怕错过了叫号。
快下班时，那个中国职员从玻璃窗后面向我招了招手，我赶紧推开那扇铁门，走了进去。他带着我进了里面的一个小房间，多年前我来过的那间房间。里面的摆设一点没变，只是换了一个新的签证官，一个瘦削的年轻人，三十多岁的样子。我在他对面坐下，把拒签的事说了一遍。他面无表情，像个庭审的法官，双手按在桌上，一言不发，看着我在桌面上一一摆出我带来的那些证件。
“你有两个母亲。”
“不是的，那是个错误，人为的翻译错误。事实上，我只有一个母亲，这些证件可以证明。”
“谁的错误？”
“签证公司。”我又补充了一句，“你们指定的签证公司。”
“谁指定的？他的名字？”
“他们是这样说的……”
“现在，我，这样说，你在我们这里的资料显示你有两个不同姓名的母亲。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你有卷入了人口贩卖的嫌疑。所以，为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我们不会给你进入印度的签证。明白吗？”
“人口贩卖？”我确定没有听错，我感觉我的眼珠子快要蹦出来了，“你可以查我这几年的出入境记录，我都是拿商务签证去你们国家采购牛皮的，不是旅游，更不是贩卖人口。”我赶紧拿出了那份银行流水单，“这是和你们国家的皮厂近几年的资金往来，你看，他们都是大皮厂，我们平均每年都有千万美金的交易。我这次去也是为了一个合作项目……”
他对那份流水单瞄都没瞄一眼，抬起一直按在桌面上的手，在离桌面一拳头高的地方停顿下来，轻轻摆了摆，像是在赶走一只苍蝇，“不要和我说那些。你可以把护照留在这里，半年后再申请，或者，我盖上拒签章，你现在就可以拿回去。”他抬起手腕，看了一眼腕上闪闪发光的金表，“哦，OT(Overtime，超时），我要下班了。”
“我们一起去楼下喝杯咖啡怎么样？”
“对不起，我不被允许在这里之外的任何地方见你。”
说完，他站起了身，用手指了指门的方向。
我还想说两句，但他指着门的那只手一直没有放下，我悻悻而出。
他这一关我是过不了了。我赶紧打电话给费尔南多，向他说明了情况。
“哦？两个母亲？难以相信！你踩到了狗屎！别着急，我来帮你解决，我来找人。你必须和我一起去印度。”
费尔南多用他的关系，我也到处托人，想马上拿到签证。印度那个新皮料的研发项目，不仅关乎我们工厂的鞋子订单，还关系到克洛伊在原皮上的投资。过了两天，费尔南多打来电话，“你不要再找人了，我找的人也没用，包括上海领事馆的人，他们所有的回复都是一句话，签证官有最终决定权。现在整个领事馆都知道你在到处找人，电话一打过去就知道要处理这个事情。”
“看来我是去不成了，你自己过去吧。我们那边办公室的丹尼尔会全力配合你的……”丹尼尔？丹尼尔！我突然想起丹尼尔说过他有个什么亲戚在印度外交部门工作，“你等下，我再努力一下。”挂掉费尔南多电话，我马上打给了丹尼尔。没错，丹尼尔告诉我，他的妻子妮娜，一家银行的高级经理，她的亲弟弟时任印度驻东盟的大使。
“你怎么不早说啊？”
“你知道的，他在政府工作，职位很高，而我是个做皮的……”
“你还有什么亲戚是大人物？”
“妮娜的大哥是机长。”
“开战斗机吗？”
“不是，是民航，印度航空。”
“能不能搞定签证这事？”
“我让妮娜问一下，也许她有办法。”
一直等到晚上，丹尼尔也没回我电话，估计又没希望了。他们做事经常不靠谱。
第二天早上，我在写字楼里开完进度会，便被叫去了仓库。一进仓库，我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最近不知怎么回事，一闻到牛皮那种熟革、鞣剂、丹宁、苯胺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鼻腔便不舒服。成排的品检台上，堆着各种不同纹路不同颜色的牛皮。品检员们手拿粉笔，正低头盯着皮料上的一个个伤疤、虫斑、血管或是刀伤，将它们标记起来，然后再用粉笔在每张皮的背面标上等级A、B、C、D或是E——这里是大厂，这些必须经过英国SATRA认证中心培训并考核通过的品检员，他们可以在几秒钟内看完一张牛皮并在心里计算出那些瑕疵部位所占的百分比，然后飞快地判定一张皮的使用率——一头牛的生命终结后它的外衣会以不同等级被再次定义，并以时尚的名义来装饰这个花花世界。
王课长指着品检台上那些皮对我说，最近的皮料等级差了好多，都很难见到A级皮了。我告诉他，这些入仓的皮，都是秋季宰杀的牛，它们刚经历了夏天，自然各种伤疤会多一些。我们正在印度试验的项目，就是要解决季节造成的等级差这一问题。就在这时，广州领事馆打来电话，那天那个中国职员通知我明天带着资料去领事馆，总领事在成都出差，晚上会回来广州，明天要见我。快到中午时，丹尼尔终于打来了电话，说他的妻弟已经给总领事打过电话，要我等这边的通知。
我带着那些资料，再次来到了领事馆。一进门，那个中国职员看见我便迎了上来，“你用了什么关系找到了总领事？他可是从来不过问签证这种小事的。”我说，“这对我是件大事。”他把我领进了最里面的一个房间，那是一间宽大的办公室，一个穿西装戴着圆边眼镜的印度人正坐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桌面整洁，一侧插着中印两国的国旗，另一侧放着一尊湿婆跳舞身的神像。见我进来，他站起身，离开办公桌，迎了上来。
“若文先生！大使阁下已经和我说明了你的情况，很抱歉给你带来了不便。”
“领事先生！我想这是个误会，一个翻译错误的误会。”
他握着我的手，一直没有松开。我跟着他走到他的办公桌前。他拉开一张凳子，示意我坐下。我对着那尊神像双手合十，轻轻鞠了一躬，坐了下来。他等我落座后才缓缓走到他的位子上。刚坐下，有人端来了两杯咖啡。我连忙拿出那些证件，像那天在签证官面前一样在他面前又摆了一遍。我指着户口本和母亲的身份证说：
“你看，我只有一个母亲。”
他拿起户口本和身份证的原件，凑在眼前看了一遍，
“没问题，它们是相符的。”
我想他是懂中文的。他拿起桌上的电话，简单地交代了一下，马上，前几天刚见过的那个签证官推开门走了进来，然后垂着手笔直地站在桌旁——我对这种场景屡见不鲜，每次在印度皮厂，我和皮厂老板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干部，不管什么级别，都是站在旁边的，没有老板的吩咐，他们一步都不会走开。总领事对那签证官说了一句印度话，签证官连说着“Yes”退出了房间。
“你去印度很多次了哦。”
“是的，如你所见，我每两个月都会去一趟。”
“去过了哪些地方？”
“新德里、加尔各答、班加罗尔、安布、埃罗德、坦贾武尔……当然，最多的还是金奈。哪里牛皮多我就去哪里。”
“除了牛皮，你喜欢印度什么？”
“神庙。我去过很多神庙，斯里兰格、布里哈迪锡瓦拉、马哈巴利普拉姆、蒂鲁伯蒂……”
“哦！蒂鲁伯蒂巴拉基神庙！毗湿奴的眼睛，你看见了吗？我上个月刚去了那里，还在山上住了一晚。”
“当然。我去巴拉基神庙那天，刚好是月圆，我还看见了湿婆呢。你知道的，湿婆只有每月月圆那天才会现身的。而且，祭司还主动见了我。”
“太棒了！太幸运了！很多大人物想见那个祭司都见不到，我这辈子都还没见过他呢。你会有好运的……”
那杯咖啡还没喝完，签证官敲门走了进来，拿着一本护照。他走到桌前，在桌子上翻开那本护照，示意我看了一下刚贴上的那张签证——那是我的签证。
走出总领事房间时，那个签证官的门敞开着，他看见我们出来了，赶紧站起身迎了上来，跟着总领事一起把我送出了大门外。
……
(以上为节选，全文5万字，见《北京文学》2026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