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

一、打电话

我的生命是一汩水流，泉眼在冲山脚下的一个村庄。如今回头看，仿佛有一种力量把我千丝万缕的人生轨迹给捋顺了，重新穿回到那个村庄的小小针眼上。姥姥和妈妈是领着我走的人。

前一阵子给姥姥打电话，也是一时兴起，完全不知道要跟她讲什么，无非就是吃喝拉撒睡。

“喂————”她像往常一样拖着长音。

“姥娘————”我也提了声音喊她。

“敬啊，我挺好啊！没事儿别打电话！电话费贵着呢！”每次都是这样，不等我说话她就先给我来一瓢水。

“哎呀，我打电话不花钱。每个月就两块钱了，你打也是那些钱，不打也是那些钱。”

“噢，这个样啊。”这时候姥姥的声音才低下来，好像明白了我说的话。当我问起她的腿时，她说“不疼”。

“真不疼啊？”

“不疼，不疼。”

“一点儿也不疼？”

“一点儿也不疼。”

“啊？还能一点儿也不疼吗？”

“嗯，不疼，好着呢。”

“啊……”

我张着嘴，十分地惊讶，并不相信她。以前的时候，她还会跟我说腿疼的问题，说这两条腿“一走路疼着呢”，这一次，很显然是在敷衍。她越说好，我越不信。

八十多岁的姥姥发觉了自己的力不从心。当初孩子们劝她去做手术换掉膝盖时，她犹犹豫豫。膝盖的疼痛折磨着她，自我的衰弱也折磨着她。姥姥向来不愿意麻烦别人，对于至亲的儿女也是如此。每次闺女们回家，姥姥总要把盆里的脏衣服盖起来，姥爷都无奈地嘟囔咋还有这样的老太太。这并不是说孩子们不孝，而是姥姥的心思实在细腻，能自己做的事情决不麻烦别人，生怕让别人说她一点儿不是。要不是想到换了膝盖便能够少为孩子们添麻烦，她宁愿自己疼着。手术本身就已经够折磨她的了，二十多个疤的刀口疼起来要命不说，还花了孩子们的钱，更耽误了他们的上班时间。这些对姥姥的小心眼儿来说，哪是轻而易举就能放下的呢？如今，问及手术的效果，她当然声声说好。

二、姥姥

姥姥姓杨，名秀芬，问她哪一年出生，她却反问我“敬啊，俺还知道俺哪一年出生的啊？俺光知道今年八十一，过了这个年就八十二。”二十四年前的农历九月十四，妈妈又嫁回到姥姥出生的村子，于是，我便跟姥姥一样，也在冲山脚下的甘泉村出生了。

作为家里的长女，姥姥理所应当地挑起了家里的重担，学从来没有上过，活儿自然没有少干。没有姥姥年轻时的照片，我无法想象她年轻时的模样。自打我记事以来，姥姥就是那张脸，一说话额头上就起三五道褶子。随着岁月流逝，嘴巴周围的沟壑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再加上淡得几乎看不出来的眉毛，失去了光泽的眼睛以及没什么血色的嘴唇，整张脸仿佛一片水土流失的山沟沟。先前，每当过生日或者外甥的大喜日子来临前，姥姥还让我们帮她染染半白的头发，如今颜色统一起来，银发满头，倒是省事儿。

远远看上去，姥姥头重脚轻，走起路来有些一瘸一拐，眼看着那本来就伸不直的双腿就要被上身给彻底压垮。跟很多老太太一样，姥姥的肚子上堆了不少肉，坐下来的时候一圈一圈。并且，她的乳房很大，从胸部一直耷拉到肚子上。小的时候我问她，她告诉我说这是吃奶吃的。想想也是，五个娃娃咿咿呀呀从小吃到大，下垂成这样也是很正常的了，那个年代当娘的都是这样吧。不过，这么大一块肉贴在肚子上，实在是个累赘。冬天还好，可以保暖，夏天就会被姥姥嫌弃，因为很容易就热出一片痱子。姥姥曾经买来小背心穿上，却还是兜不住。另外，姥姥的上半身还坠了很多首饰，耳环，手镯，戒指一个不少，她还用红布条在戒指上缠几匝，但因为到处擦擦洗洗，很快便发了黑。每次我拿起她的手来看戒指，问她戴这么多东西难不难受，她总要反过来赞叹一下我的手：你看你的手多好啊，又细又长，没有一点儿疤瘌。天知道我的手又短又粗，但是在姥姥沧桑的岁月面前，也无须解释。因为常年的劳作，她的关节变得粗大，堆积起深深的褶皱，很多手指已经无法完全伸直。不过手上的疼痛倒是其次，最难的在腿上。从我记事起，姥姥就一直在跟这两条腿作斗争。从最初的老年壮骨粉，到各种膏药和药酒，再到电动按摩仪，最后终于做了手术。医生说，因为姥姥年轻时过度劳作，膝盖处的软骨组织过早地被磨损，导致了走路的疼痛，因此才建议做手术重新植入。她的小腿只有爸爸的胳膊那么粗，感觉任何的磕磕碰碰都会让它咔嚓断掉。裹了一阵脚，后来又放开了，不过依然不大，还是穿三五三六码的鞋子。

听姨妈们说，姥姥年轻的时候不怎么喜欢吃，就爱穿点儿衣服，买点儿家具，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家里收拾得干净净。她跟我说，吃什么东西别人看不见，好的坏的吃饱了就行。穿衣服就不一样了，别人能看到啊。每次别人夸她衣服好看，问她料子从哪儿买的，她就会高兴半天。直到现在，每到夏天姥姥总要换上白袜子，家里也是收拾得利利索索，锅碗瓢盆的储物架要用一块布给围起来，怕别人见了难看，连墙上的电视线也要擦干净。

三、当年的姥姥

我对姥姥的爸爸还有印象，那是我的老姥爷。他是一个精瘦的老头，老姥姥去世后，他一人住在村西北胡同里一间黑咕隆咚的屋子中。除了家人和邻居，鲜有人知道这口屋里还有人生活。有段时间他住在姥姥家的西屋里，出门总爱拿尿壶浇小菜园里的石榴树，姥爷见了说他，他就偷偷地浇，最后果然给浇死了。

而姥姥的妈妈，也就是我的老姥姥，我是没有概念的。我不知道姥姥在何时失去了她的妈妈，妈妈提起她的姥姥，说她是个明理大度之人。小姨说，老姥姥凡事很想得开，不像姥姥那样心眼儿很细，什么事儿都往心里搁。

姥姥是家里的长女，二十一岁（这里都说虚岁）的时候，经媒人介绍去相亲。媒人是邻居的弟弟，因此两人的见面就安排在邻居家里。那是一个秋天，姥爷穿着一身蓝布的中山服，两人见了面都不说话。只从对方的模样举止来大致判断一下情况，而具体的信息都从媒人这里打听。媒人谎报了姥爷的真实年龄，说他比姥姥大六岁。相亲结束后，老姥姥说：“我看这个小王孩儿年纪好像挺大。要不咱多问他要点儿东西，叫他散了吧。”媒人的嘴可巧：“（男人比）女人大个几岁不要紧，女人生了孩子老得快着呢。”那时候，孩子是没有发言权的，娘拍了板，婚事也就定下了。”同一年秋上，他俩就定亲了。当时兴的彩礼是，两条裤头（就是够做两条裤子的布料），两副袜掐（当时的袜口没有松紧，只能靠袜掐来缠住裤腿以保暖），半打袜子，两个包袱，两瓶雪花膏，两盒脂粉。婚事在那年的腊月初八进行，台头崖来了轿子把蒙着蒙头红的姥姥接走了。新娘子在炕上填枕头，坐了整整一天。八天之后回娘家，是她弟弟推着大车把她接回去的。

姥姥结婚的第二年才来了月经，三年之后生了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大姨，又过了三年，有了第二个孩子。以后每三年一个，直到三十六岁生了小姨。三年之后便没了月经，也就再也要不了孩子了。当时姥姥还以为自己得了什么病，专门跑到华严寺的医院去，去了才知只是例假停了，并没有大碍。可是姥姥当时才只有三十九岁，她听别人说一般都要来三十年的，姥姥的例假才来了十七年。姥姥如今跟我说起来，还是不住地发出啧啧声，说那个年代没有东西吃，营养跟不上。是啊，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有几人能吃饱呢？再加上姥姥干起活儿来没数，又总把好东西留给别人，身体怎么能好呢。

那时候，姥爷在煤矿上工作，成了吃国家饭的工人，每星期回家一次，偶尔给闺女们带些时髦的发绳之类的小玩意儿，并不怎么说话。三姨说，那个时候的她只知道有个当工人的爸爸，其他的就再没有什么印象了。姥爷去世后几年，姥姥提起来仿佛很不在意：死了死了吧，省得给孩子添麻烦。跟着他没过几天好日子，回到家连口水也不给你倒。

年轻的时候，姥姥的确是一个人挑起了家里的活路。她既要去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又要拉扯家里的五个娃娃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该干活的日子里，一天不落，被人叫做“工分迷”。她常常说起那六千斤地瓜，一个人用小细框从地里挑回家。说的时候眉头紧皱，疲沓的嘴唇也一直向下耷拉着久久不回来。那时，进了阴历九月份，生产队里开始分地瓜。家家户户按照人口分，每人一千斤。因为姥爷是工人，户口不在农村，家里的六口人就分到六千斤地瓜。姥姥每天在生产队干完活之后，就开始往家里挑地瓜。她不会推小车，就用小细框子挑。那个小框往往放不了几块就满了，所以就得来回一趟趟地跑。挑回家之后再一块块地切好，然后推出去晾上。晴天还好，怕的是下雨。一旦下雨，就切也不是，不切也不是，怎么着都怕地瓜坏掉。为了省劲儿，姥爷专门在院子里拉了一根铁丝用来晾地瓜干儿。姥姥为了不耽误生产队里的一天十分工，就早早起床挑地瓜。黑咕隆咚的深秋清晨，姥姥把还在熟睡的大姨喊起来跟她做伴儿。那时候大姨才一二年级，揪住姥姥的衣角，迷迷糊糊地跟着走。

四、姥姥的小院儿

等到我记事后，姥姥姥爷就一直生活在台头崖的那个小院子里，对我来说，小院儿是我的第二个家。从幼儿园开始，每到周末妈妈都会送我去姥姥家，就这样一直到初中毕业。高中时候，我每半个月回家一次，也要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抽空去一趟那个熟悉的地方。从1997年到2012年，这个小院儿见证了姥姥姥爷十五年的暮年时光和我的成长岁月。如今，姥姥常常笑着说起多年前，我们在小院里的石桌上吃饭，饭后她从绳子上拿了一只刚洗过的袜子给我擦嘴，小小年纪的我当即说了一句“姥娘，你不知道脏净。”

小院儿不算很大，一排屋子在北边沿东西向分布，中间是三间大屋子，大屋子的东西边儿各有一间厨房和棚子。南北宽度相对来说就要窄很多。大门设在东南边，一进来先是一个带顶棚的门楼，雨天可以停放自行车之类；夏天也可以搬着那张小木桌在这儿乘凉吃饭。过了门楼右手边是紧挨着厨房建的一个烧火棚，棚子外面有张石桌，我们常常在石桌上吃早饭。有段时间，姥爷喜欢吃鸡蛋泡饼干。就是把一枚生鸡蛋打在碗里，然后把一块点心掰成几半，拿开水一冲，就做好了一碗连吃带喝的早餐。然而这种早饭实在不符合常人的口味，我们最常吃的是菠菜鸡蛋面。大多数时候，姥姥姥爷早早地先吃了早饭，给我留些菜和汤，等八九点钟我起床后再给我单独煮面。就算到了那个时候，姥姥还总劝我“再睡会儿吧，不晚”。起来之后，姥姥总要先问我是吃面条还是吃方便面。在他们的眼里，方便面总是比面条好得多，而好东西是留给孩子们吃的。于是就重新把锅坐到火上，煮一碗方便面，我就在小石桌上扑噜扑噜满足地吃完；晚上呢，姥爷经常做茄子肥肉炖粉皮，炖好了，直接把锅端过来，放到旮旯上（用玉米皮编成的圆圈，当锅垫用），然后从锅里拿出刚熘好的馒头就开吃了。吃完饭，姥姥就拿那块深蓝色丝丝绕绕的破抹布来回这么一抹，石桌上的饭渣掉到地上，就算擦干净了。

三间大屋子中，最东边的那间叫里间，中间的一间叫外间，最西边的那间是西屋。里间的窗户外，是一张石头的搁几，上面放满了姥姥种的花花草草，什么辣椒，痒痒草之类的，种在花盆里，或者随便什么小盒子小桶里。搁几前面是个水池，一米见方，水管子就在这儿。当时村里有专人负责在规定的日子里放水（大约是几天一次我也记不清了），所以人人都得记着这事儿。等到放水那天，先把水龙头早早地拧开，等到九十点钟的时候，就时刻留意着水龙头那边是否发出呼噜呼噜的嘶哑声。要是我在的话，姥姥可能就这么说，“敬啊，去看看是不是来水了”。有时候忙起来忘记了，得听到水已经哗哗流起来才能反应过来，于是赶紧跑过去拧紧水龙头，然后插上那跟黑色的笨重水管（据说是大姨从煤井上搞的），捋顺了拖进池子西边的水缸里，再用那块木板和黑皮做成的盖子把它压住，这样就可以安心地做别的去了。水缸旁边就是外间的屋门，屋门旁边各有一个方形的小花坛，各栽着一棵月季花。靠西的花坛再往西，就是姥姥长方形的小菜园。菜园周遭用红砖围起来，砖头斜插进土地里，只露出一部分三角形的头。放水的日子，在各个水缸接满之后还要把水管子拿到菜园里来滋润下里面的滚当菜（不知道学名是啥）。

赶上放水的时候，我会趁此机会给姥姥拖拖地。里间的屋子地面光滑，拖起来比较轻松，而外间的水泥地面未经打磨，如粗粒花岗岩一样坑坑洼洼，拖起来阻力极大，只能轻轻地来回拂扫几下，要是实打实地拖地，倒霉的一定是拖把。菜地的尽头就是西屋的门口，门口墙边有个石槽。简单地说，就是一处靠墙的低洼地，左右两面各垒块石头，就围成一个笔记本电脑大小的石槽。冬天的时候，把煤面儿和烧土加水混在一起，就能做成烧火的煤坯。

西院墙很矮，站在院子里里就能望见外面的树和破房子。因为西边的地势倏地低下去，因此隔壁并没有人家，只是些早先废弃了的破屋子。靠着院墙的是个鸡窝，有几年姥姥养了几只鸡，还把一个破笊篱绑在木杆上往外掏鸡蛋。西南角是个厕所，就是那种最简易的两块石头垒成的蹲坑式厕所。等坑里被填满，就把粪便清扫出去，堆在门外的园子里，施到菜地里。邻居是个养鸡的，大家也都不觉得臭。

南墙边有两棵大梧桐，还有几口水缸，缸里装着二姨家不用的东西。整个院子就是这么多东西，地面用砖铺成，砖与砖的间隙有一指宽，下雨之后常有蚯蚓和小草从土地里钻上来。

五、屋内

北面的三间大屋子本来是有两个出口，里间和外间算作一大间，西屋算是另外一间，因此这两大间共有两个门口。后来，为了姥姥姥爷进出方便，在装修时就把西屋在院子里的门封死，直接在西屋与外间之间打了个门，于是三间大屋连通起来。以外间为中心，西屋与里间各在左右，像是一体两翼。

外间面积最大，按照今天对房间的划分，算作是客厅。正冲着门口的是那个年代的典型摆设，一条搁几，一个方桌，旁边各两把椅子。搁几上有一个小小的木质梳妆台，是姥姥当年在老家的时候买的；以它为中心，搁几上还摆着蓝色的瓷花瓶和假花。妈妈说，那对蓝色的瓷花瓶还是当年贪便宜买的次品。搁几背后有扇小窗户，不过一平米左右，是那种左右两扇的对窗，窗户东边是一个挂钟，一年一年从不停摆。大方桌上铺着那种塑料的桌布，桌子上的三个抽屉都已经不好使了，每次要么是拉不开要么是关不上。逢年过节，姨夫们总是把这张方桌向外拉一拉，好四面都能坐人吃饭喝酒。

方桌西边是个高低橱，高的橱子放衣物，低的正好放电视。低橱分为上下两段，上段是两扇玻璃门，类似于现在厨房或者卫生间里的推拉门，上面画着花花绿绿的草、公鸡之类。这里面一般放着姥姥的茶叶、糖罐、茶壶茶碗等东西。下段呢，是左右两扇木门，里面放些体积大的杯子盘子等物件儿。

紧挨着高低橱的是个衣帽架，最上面挂着姥爷的帽子，也零零散散挂着些塑料袋之类。衣帽架往西是个两米多高的带镜子的大衣橱，背靠着西屋的墙站着，仿佛一个将军，俯视着门口的来客。

进门之后的右手边是个比较老的高低橱，原本的玻璃门早就已经不见，换上了两张硬纸板。橱子旁边是个小水缸，方便在屋里取水用。水缸旁边有个洗脸架。进门左手边呢，是张长沙发，和沙发平行的是张黑白相间的大理石茶几。每当逢年过节在姥姥家，女人小孩一般在这张茶几上吃饭，男人们在方桌上。

水缸与方桌之间，是通向里间的门。进来之后，左手边是姥爷睡的双人床，右手边是个炉子，冬天里火烧得通红，炉子四周就煨些南瓜子之类。旁边放个打火槽，里面就放做好的打火，杵一根一米多长的火烛。每次打火放进炉子里，就用这根直径约两厘米的火烛往下捅一捅，黑炭之中便露出几个红通通的小孔，让人忍不住想要钻进去暖和。门口正对的是张写字台式样的桌子，桌子靠墙而放，墙上有那个年代流行的小壁橱，里面也是乱起八糟放些闲置物品，比如扑克和手电筒。与桌子并列靠墙而放的是姥姥的单人床。床头有一扇大窗户，阳光照进来暖洋洋，风儿吹进来凉飕飕。夏夜里，我跟姥姥睡在这里，打开一扇窗，我就伴着姥姥的蒲扇和窗外的蛐蛐声儿入睡。

西屋的格局与里间类似，也有双人床、桌子和炉子。每次二姨和姨夫回家过年，就睡在这间屋子里。西屋那个面朝院子的门还没被封的时候，屋门处有一把用滑轮作的开关，屋外的绳子末端挂一把锁，每次开门那把锁就通过门顶的滑轮升上去。等人进了屋，锁因重力下降，便又把门给带上了。对于幼时的我来说，是个好玩儿的地方。

六、通向院子的路

那时候，我每个周末去姥姥家，每次可能走不一样的路。假如说是刚赶过河洼集，我们就从集市的尽头出来，沿着村子西头那条又陡又细长的石阶小路上来。这条小路至多两人并行，绵延却有好几十米，仿佛是从幽暗城堡里抽出的一条秘密管道，斜切着进了村庄内部。小路一边是高高的田地，一边是菜园子和一个泵房。在这样陡峭的小路上骑自行车是万万不行的，倒不是说它危险，而是根本骑不上去。那一级一级齿状的台阶像是一道道关卡，阻挡着轮子的前进。尤其在小路将尽，马上就到坡顶的最后一段，也许是耐不住性子了，它一下子挑了最短的路线升到了坡顶。于是，就连摩托车爬最后一段坡也相当困难。当时，我们一家人坐在爸爸的双狮牌（弟弟纠正道发动机是宗申的）摩托车上，每次到这里慢吞吞前进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想象车子突然失灵，一家人沿着小路又滚回去的状况。

就在小路到达坡顶的地方，左手边是一个下坡，下坡的中间有个幸福池，而坡底就是三姑的家。水池是当年生产队入社之时建起来的，主要用于灌溉。每隔几天就会有专人负责往水池里放水，这个时候村子里的妇女们便都来洗衣服。水是从地下用泵抽上来的，泵房就在水池边上。有一年冬天，负责的女人坐在电机上取暖，长长的辫子一下子被卷进去，一命呜呼。

坡底正冲着的就是三姑家。最初，三姑家的大门是直冲这个土坡的，后来不知怎么，找人算了一卦，便把门移到东边去了。宇哥（三姑的儿子）一定十分怀念原来大门正冲着土坡的时候，骑着他的公路车就可以从坡顶一路冲到院子里。

从陡峭的小路上来后，是另一条小路。这条路就像是高耸的屋脊，仅容得下两人并行。往北望，是三姑家那排房屋，向南看，是地基更高的一排房屋。走个三四十米，终于来到一个具有安全感的开阔地，这里四周的地基终于一样平，北边有个小土地庙，估计就是原来村子的中心吧。

过了小土地庙，又是一段缓上，大大小小的青石铺成了这段不足十米的小路，然而石头高高低低，排列得也并不紧密，仿佛长得稀疏的牙齿。摩托车因为有减震器以及厚实的身躯，还可以抵挡一番；自行车要通过可就倒了大霉，尤其是坐在后座上的那位，屁股可就遭了秧。终于磕磕绊绊走过去，迎来一个十字路口————要知道，在这个奇形怪状的村子里，有个十字路口是多么地困难啊，一大片平整的土地是多么地不易啊。这里恰好有一户人家，原先应当姓暴，所以这个路口就叫做暴家门口。后来口口相传，在方言里“家”字被省掉，代之以“ao”补位，变成了“暴ao门口”。

暴家门口前有一片小小的平地，也用青石铺成，十几平米的长方形台子。这里的青石四四方方，靠路边的两面多垒一块，于是正好可以坐在上面拉呱。在这么个土窝窝的村子里，有这么一片又干净又宽敞又齐整的地方实在难得，难怪大家都喜欢往这里跑呢。尤其是夏天的夜晚，老人们都带着玉米皮编的垫子，往石头上这么一铺，摇着蒲扇就有一搭没一搭地扯上闲话了。家里找不到人时，一般也先到这个暴家门口瞧一瞧————除此之外，是真的没地方可去了呀。

这个十字路口往北的那条路，仅容一人通过，并且刚走两步就有一根电线杆，让本来就狭窄的空间更加局促。下雨的时候，路边屋檐下的滴水总会溅到行人身上，但你没法儿躲，总共才这么宽的路，往哪儿跑也是被滴水。不过水滴滴出一个个小坑，把墙角的小石头磨得光滑可爱。路边的野草莓受了雨水的滋润也悄悄在绿叶子地下生长。

沿着这条小路走半分钟就是姥姥家。准确地说，这是二姨曾经的家。因为97年二姨夫在市中心分了房子，搬进了城里，姥姥姥爷便搬了过来。自打我记事起，姥姥姥爷一直就在这里住。姥姥家门前是个丁字路口，也是难得的一片小开阔地。早些时候，村里的学校就在不远处，而这个空地曾经是学校的厕所。后来学校撤走，厕所填平，才有了这片空地。我三岁的时候，曾经抱着一个梨在这儿照过相，相片上的我面色凝重，似乎是在思考自己的光头，身后还有一堆麦秸，足见空间资源绝对没有被浪费。靠西边有一棵槐树，有些年头了，虽然枝干有些歪扭，但枝叶繁茂，成些气候，每年总有一树一树的槐花香。树旁是堆烧土，做煤坯用。姥姥常常因地制宜，从集上买些葱回来栽上，孩子们则在这儿玩泥巴或者放炮仗。因这里是个丁字路口，因此，通向姥姥家的路也有三条。

前面所说的小路算是最有故事的一条，因其几乎穿越了大半个村庄。然而那段小路毕竟是太陡了，除非赶集，不然我们很少走这条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从另外两个方向进来。

另外的两条小路一条由姥姥家向北，一条向东，出去都是公路。这条公路连接着309国道，是济南向东的重要通道。也正因此，村子靠公路的一面有众多的汽修店，从姥姥家向东的这条路与公路的交接处就是一个。

路口处这个汽修处并不是一开始就在的，然而也是存在了很多年，以至于我也记不清楚它出现的具体时间。低矮的房子前面有一大片空地，当作修车场，毕竟那些大货车的体积也非同小可。“斯太尔”“前四后八”这些词语是弟弟小时候经常嘟囔的。晴天的冬日，这片空地就是人们唠嗑的好地方。去公路对面的小卖部买个东西，回来在这儿准能遇见熟人，于是便站住聊起家常来，反正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清晨，卖豆腐豆汁的也在这儿停驻，村里弯弯绕绕胡同里的人家也都循着梆子声出来，在这儿又是一顿闲扯。

每次我们从这边的公路上来姥姥家，到了路口总能遇到几个熟人。我就坐在爸爸或者妈妈摩托车的后座上，微笑着看他们互相问候。一般也就是：

“四儿啊，来走娘家啊？俺二婶儿挺好的吧？”

“嗯，挺好，挺好啊。”

“哟，这是那闺女啊，都这么大了，你看都比你高了。”

“可不是嘛……”

“有空到我们家坐坐的啊。”

“恩，行啊，婶儿啊，那俺们先走了啊。”

“慢着点儿啊。”

“哎。”

往往在一顿你赶我赶，你笑我笑的对话中匆匆告别。刚刚说了再见，我便扒着妈妈的肩膀，凑到她耳边问刚刚的人是谁。妈妈仍沉浸在喜悦的气氛中，笑着回我：那不是谁嘛，你姥娘的……一般也就是我姥爷或者姥姥的某个妯娌亲戚之类的，总之关系绕得很。最后我也只好嗯嗯啊啊地含糊过去，没有耐心弄清楚他们到底是谁了。下次见面的结果就是，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喊人家，只能趁着他们互相问候时含含糊糊地叫个“姥娘”，或者干脆笑而不语，然后等着妈妈提醒我“敬书，这不是你……”听了这话，我赶紧喊一个。说来奇怪，喊了一个“姥娘”还真的就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近了不少，感觉我们之间确乎是有了某种联系。

初中的时候，每次走姥姥家经过这里，总要望向南边的胡同口，期待着从里面能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 却从来没想过，假若真的遇见了，该是何种场面。到那时候，我一定又是扭头假装看着什么东西，心里却紧张地突突跳。他也不是擅言谈的人，估计看到我这高冷紧张相儿，也一定默默地骑车子走掉，避免一场尴尬。直到现在，直到刚刚过去的春节，我又去台头崖，又路过那个地方，还去了离曾经的他更近的小胡同里面，仍免不了幻想一阵，是该热情地上前还是假装没有看见呢？离得近，我一定会大声地喊出来，其实也不过是缓解尴尬和紧张；离得远，我就悄悄地溜走。

从河洼上来的那条陡路和这里的修车路口，算是这个村庄最重要的两个入口了，在这西北与东北的两个入口中间，也有一些并不成规模的路，连接着公路，只有近处的几户人家行走，其中一条就是由姥姥家径直向北的那条路，也就是通向姥姥家的第三条路。

这条路的伊始，也就是村庄的土路与公路的连接处，就是一个小土坡，这个坡不过七八米，也铺了一些碎青石，因此车子在上面走起来也是相当费力。上来之后左手边是一户姓韩的人家，门口总是堆着很多柴火。男主人叫韩祥步，老婆黑黑瘦瘦，已经发黄的牙齿之中露出一些银色的镶牙来，说起话来很是利索。每次经过姥姥家门口，她都会停下来寒暄几句，然后扛着锄头下地，小小的女人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谁曾想，今日听说她的消息，竟是阴阳两隔了。因为儿子结婚买房欠了债，她便在田里喝药自杀了。如今只剩老伴儿韩祥步一人独守在这公路边的房子里，最后竟然到了去邻居家偷馒头吃的田地。从他家一路顺着单人的小路往里走个三十米便是姥姥家。这一路的两边也总是有那种乳白色，像钟乳石一样的小石头，有些布满了小孔，像是发酵的面包（是什么石头？），奶白的颜色给人一种温厚的感觉。在一个拐弯处的小土崖旁，有一堆白色的玻璃珠大小的石球，当时的我觉得惊喜，疑心怎么会有这么多规整的石头，还以为发现了宝藏，便把这里当做一个秘密基地。后来才知道，这些小石球不过是电线杆里的东西，不值得稀罕。拐过这个弯儿，直走就是姥姥家了。

不过就在直走的这不到二十米当中，一条小胡同横插进来，构成一个新的小丁字路口。这两条小路像是小兄弟一般，在此处握手。横插进来的这条胡同一眼望去幽深僻静，人迹罕至，连阿猫阿狗也鲜有踪迹。胡同里两旁的房子实在是太老了，低矮的土坯墙，木制的一人高、两人宽的小黑门，以及门前大桐树常常投下的一片阴凉，赋予了它几分神秘感。在这些老房子里住的都是些什么人呢？那些颤颤巍巍、瘦得干干巴巴的老爷爷老奶奶，说不了几句话，只剩了一口牙花儿和不怎么好使的眼睛，也许是吧。有时我站在虚掩的门口边向里望望，却一个人也见不到。几年前，村子里还没有完全浇筑水泥路的时候，这条小路十分干净，是那种深褐色的细湿的土路，踩在上面感觉到与大地的相连。在这样的土路上，尘土细细扬扬，下雨过后也不泥泞，因为土地实在厚实，小小的雨水也不能把它怎样，反而会让它散发出泥土的清香。天晴之后水分一点点地蒸发回天空，小路又泛起细细的尘土。

胡同的尽头就能望见公路了，从这儿可以俯视那些正在爬坡的笨重货车或是骑摩托车的男男女女。这里有一条南北向的小空地，空地下是坍圮的老房子，如今成了一片树丛。老人们就搬个马扎，拿把蒲扇，在这一溜空地上享受日落时分的阳光，看来来往往的车马行人。这里有一棵枣树，歪歪扭扭，结出的枣子不大但是很多，我们把这个地方称作“枣树底下”。小时候去姥姥家，下午三四点钟，姥姥刚蒸了馒头，我就拿上一个热气腾腾几乎跟我的脸一样大的馒头，姥姥帮我端着一只瓷碗，放上小半碗白糖，然后到枣树底下去吃馒头蘸白糖。曾经，我从这里拔了一棵小石榴树苗回家，栽在姥姥的菜园子里，后来竟然真的成活长大，还结了石榴。有一年，小姨夫还数了数，正好有七个，说姥姥姥爷和他们的五个闺女一人一个正正好。不幸的是，我的石榴树最终被老姥爷的尿给浇死了。

六、如今

现在，姥爷去世将近四年，姥姥八十二岁，身体还算可以，住在小姨楼下专门为她装修的车库里，电暖气空调自来水马桶样样都有，她自己可以舒坦地在这儿照顾自己。大姨二姨也都离得不远，隔三差五给姥姥送个自己做的包子酥锅之类。妈妈和三姨离得远，姥姥就总是叮嘱她们没事儿不要去，她过得挺好，就像总不让我给她打电话一样。有好几次，我刚说完“那咱就说到这儿吧”，还在等她说句“行啊，挂了吧”，她就一边答应着一边“啪”一下放下听筒了，打得我一个措手不及。

小院子里现在住了别人，有一年快过年的时候我进去，人家热情地邀我进屋，姥姥的梳妆镜还在，挂钟也还在。有人住还是挺好的，院子没有荒芜，还一直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