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妖怪来也
袁世凯的办公桌案上，放着蔡锷递交的请假报告，报告中这样写道：
“为病势迁延，赴日疗养，恭行呈报，仰祈钧鉴事：窃锷于本月二十二日缕陈病状，恳请续假三月，并请将督办经界局事务暨参政院参政两职派员署理，奉批令著给假两月，所遗遴员署理差缺之处已有明令发矣，此批。等因奉此，仰见大总统曲予体恤之至意，感激莫名。伏念锷病根久伏，殊非旦夕所能就痊，而北地严寒，亦非孱弱之躯所能耐，一交冬令，病势益加，计惟有移往气候温和地方从容调养，庶医药可望奏功。查日本天气温和，山水清旷，且医治肺胃设有专科，于养病甚属相宜。兹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早痊，再图报称。所有病势迁延，赴日就医各缘由，理合具文恭行呈报，谨乞大总统钧鉴。”
袁世凯对呈交机要的阮忠枢说：“请了两月，再请三月，还要赴日疗养？说什么‘孱弱之躯’，还要对我‘感激莫名’，哼！跑到天津就是不辞而别，搞这一套先斩后奏的伎俩，倒底存的是什么心？”
阮忠枢知道老袁这是牢骚，蔡锷的前三份请假报告不是一概签批同意了么，而且刊登在《政治公报》上，想来这一份也不会例外。所以不置一词，低眉顺眼地耐心候着。
不出所料，袁世凯发完牢骚，便在那报告上批道：“批令，呈悉。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
“拿去，马上发登公报。把雷震春给我叫来！”老袁把笔一掷，大声吩咐。
“是，卑职马上就办。”阮忠枢点头哈腰出了签押房。
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奉袁世凯命令派出的密探从天津无功而返，蔡锷早已登上了东渡邮船，活不见人，一去不返了。
袁世凯收到报告，简直大发雷霆，要江朝宗严惩那失职的侦探。没隔上几天竟然又接到了蔡锷一封书函，信中写着：
‘’趋侍钧座，阅年有余，荷蒙优待，铭感次骨。兹者帝制发生，某本拟涓埃图报，何期家庭变起，郁结忧虑，致有喉痛失眠之症。欲请假赴日就医，恐公不许我，故微行至津东渡。且某之此行，非仅为己病计，实亦为公之帝制前途，谋万全之策。盖全国士夫，翕然知共和政体，不适用于今兹时代，固矣。惟海外侨民，不谙祖国国情，保无不挟反对之心，某今赴日，当为公设法而开导之，以执议公者之口。倘有所闻见，锷将申函钧座，敷陈一切，伏乞钧鉴！ ‘’
老袁看完，气得胡子一抖，忍不住拍起桌子说："瞒着我偷偷去了日本，还要来调侃我，真是太可恨了！这事情看起来很有蹊跷。蔡锷这小子，我早就看出他偷奸耍滑，面有反骨，不是个省油的灯。哼，任凭你跑到天涯海角，要想逃出老夫手掌，恐怕还是痴心妄想吧！"
袁世凯给驻日公使陆宗舆拍去了电报，叫他就近稽查，随时报告。
是时杨度、阮忠枢等，闻小凤仙返京，即去探访详问蔡锷病況，及归国时期。
小凤仙却淡淡答道："蔡先生赴日养疴，早一日好，早一日归国，并没有一定期间。"
阮忠枢道："闻你曾同赴天津，为何不偕往日本？"
小凤仙道："他的结发夫妻，还要把他遣归，何况是我呢？"
阮忠枢无词可答，遂与杨度同归，转报老袁，老袁道："同去不同来，分明是有别意，但我已摆布好了，由他去罢。
帝制活动令袁世凯旁顾无暇，国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全票赞同君主立宪，参政院已经向他呈上“总推戴书”，甚至不用咨文而改用奏折，请“我圣上”上登一步，万世不易也。
蔡锷赴日就医的小小插曲，在袁世凯热情激荡的心中，也落不下什么块垒。正如一大堆篝火或一大锅热汤中泼进去的一杯冷水，转瞬即逝，无痕于心。
袁世凯将推戴书发还，说什么：“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
又说：“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可无自解者也……望国民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
那帝制派的一干人等，有几个熟读历史，知道袁世凯在学古代那些个皇帝，是故意摆一副不肯接受的样子出来。
于是乎开会研究，决定再由杨度执笔，写出第二篇推戴书，为袁世凯歌功颂德，列出他“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等几大功烈，推崇备至，简直无以复加，把袁世凯的为难之处一概洗刷净尽。
这袁大总统看了这样一篇文章，怎么能不高兴，第二天就发布了告示，并附上这篇推戴书，申告上大言不惭地写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推诿！”
由内务部呈报设立的登基大典筹备处实际上已经等不得袁世凯的一纸公开表态了，早已在几周前就开始运作。
中华民国要改为“中华帝国”，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登极典礼要办得有模有样，要让袁世凯感到风风光光，无以伦比。
袁世凯乐得其所，大批授爵封王，大封文武百官，兴冲冲地准备作一个“万世不易”的皇帝老儿了。
而此时的蔡锷，早已乘风破浪，平安到达日本，把日本的事情安排妥当后，在张孝准及欧事研究会成员石陶钧等人的周密布置下，悄悄离开日本，乘船经上海吴淞口转赴台湾、香港，由安南河内，直奔云南了。
蔡锷到了日本之后，虽然事先派殷承瓛与张、石等联络，请设法避去新闻记者，但还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
留学日本的国人，得知了这个消息，都来争相探视，连日本政府官员以及新闻界也有不少来访者。
蔡锷深知，东京虽然比北京安全许多，但是仍然不能不谨慎行事。
当有人问到他到日本来做什么，他只回答说北京冬天寒冷，日本有温泉，适于调治病体。
问到中国时局问题的时候，他就以患病为由，不宜多谈而婉拒了。
就算昔日同学来，也不肯见面。而且经常变换住址，飘忽不定。
蔡锷请石陶钧携带自己的许多封亲笔信，写上几句话，签上自己的名字，请石陶钧到日本各地旅游，每到一个地方就寄一封给北京。
那些信送到了袁世凯手里，报告蔡锷游历的状况，养病的情形，看那笔迹、邮戳、日期，根本看不出破绽来。
袁世凯也不是没有联想到蔡锷会回到云南老巢，召集旧部与他作对。但那只是猜测、怀疑。
他也曾对此有所防备，还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了唐继尧身上，希望他能践行拥护帝制的诺言，将蔡锷拒之门外，或是在路上截杀。
但他哪里知道，就在他下令严防蔡锷入滇“煽乱”时，蔡锷一行即在唐继尧所派委员唐继虞、邓泰中的严密保护下，有效地挫败了蒙自道尹周沆、阿迷知事张一鵾的行刺阴谋，安全抵达了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