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中期以后，无论是江南，还是北方，无论是人们的生活观念，还是社会 生活的实际，无不显示出一种与基于社会安定与礼教控制下的明初社会的差异性。
如何评价这种社会变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活变动，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也是一件仁智互见的事情。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过去对明代社会生活乃至风尚的研究，其所作的历史评价，从整体上来说，仍然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延续与补充”，因此对明代中后期僭礼逾制、华侈相高、消费生活更新的社会风尚，不少学者从探求“近代性”的问题意识出发，给予了不同的历史评价。其中的评价虽各有不同，但无不想通过这一论题，以解释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发展问题。
从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乃至新的社会风尚的形成来看，显然是不同于传统以儒家为根本的礼教乃至由此控制下的社会生活，除了商业化和世俗化的基本倾向之外，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无不受到了商业的渗透。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秩序变动，而其根本点理应着力于商业繁荣以后的诸多商业化倾向，但也不能不注意到，自王阳明崛起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所产生的巨大震动，以及由此而对人们生活观念变化的影响，乃至对整个社会生活领域所产生的冲击。这是一种历史的真实。钩稽这一变动的真实，从中找出其中的内部规律，这显然是最重要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