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该不该用颓废这个词形容倚窗而坐的父亲，他侧身叠腿，面朝窗外望着快速闪过的高楼林立的城市，小路弯弯的乡村，隐约的沟壑、细线一样的河流。父亲是文盲，也就谈不上地理知识，他不知道眼前一马平川、一望无际的土地，有个响亮的名字：华北平原。
我从卧铺的三层轻轻往下铺挪动，挪到半途意识到什么，又翻身上了卧铺。不知父亲思绪着什么，不想惊扰了父亲对窗外晨景的眷恋。
父亲的神色暴露了自己对生命的预感，落寞和惆怅也使得他对旅途的风景极尽珍惜。
列车从太原始发，一路往东向石家庄方向行驶的时间是上半夜。父亲睡下铺，我睡上铺，车窗外的郊野灯光浑浊，萤火虫样一闪便逝。整个夜晚人们都在“况且……况且……”声中度过。
父亲的叹息沉重而短暂，我捕捉到已是黎明。
这次到太原是给父亲看病的——糖尿病。
十多年前父亲得了糖尿病，开始的时候遵医嘱、吃杂粮、戒烟酒（父亲一生都不嗜好），营养丰富的汤类和父亲没有了关系。逢年过节家里面少不了鸡、鸭、鱼肉，多次父亲在全家老小欢声笑语、推杯换盏的时候，忐忑地用筷子的顶端在盘子里挟指甲盖大小的一块，放在嘴里品嚼，稍许才咽下。有时候，父亲也会在汤锅里捞上半碗，母亲发现后，眸子里无限怜悯，可口中又是无休止地责备和唠叨。
“不让吃，就忍不住，看受罪的是谁。吃……吃……，有本事吃，发作了别鬼叫。”母亲略显恶毒的话语背后是满满的关爱，真真的用心良苦。
“吃！没病的时候穷，没得吃，不愁吃了又得了个不能吃的病，儿的命不好哇！都是年轻时累得呀。”奶奶活着的时候心疼父亲，就和母亲吵，不让她管父亲吃。父亲每次都能如愿，母亲每次都会偷偷地抹眼泪。
到太原看病是父亲的一个病友推荐的，三个月，血糖就稳住了，这种病断不了根，只要注意饮食，保持锻炼，并发症就能克服。他在机关单位工作，说在太原经过系统的治疗后，现在喝点儿酒都没问题。
父亲心动了，筹措了一笔钱，让企业破产闲散在家的我随他到千里之外的太原，他自己则信心满满地希望从此摆脱病痛的折磨，健健康康地度过余生。
经一昼夜的颠簸，我和父亲抵达太原，找到××医院已是下午三点钟。医院坐落在太原市的郊区，一条知名的国道从医院门前一滑而过。
医院的格局似乎有些简陋，门诊又兼住院部的五层主体建筑面南背北，斑驳如癣状的外墙告诉你它已有些年头。楼的西面门朝东的是上下六间两层小楼。一楼餐厅，没有隔断的大厅排列着整齐洁净的桌椅。二楼活动室，其中一个大间里有两张乒乓球案。小间是麻将室，也做棋牌室。主楼前一块比篮球场稍大的空地水泥铺就，也是患者早晨做操的地方。
那年的冬天比较长，立春早过，春天仿佛还未起床。院落里的苗圃本应绽放的花儿还在骨朵里，即使有顽强的骨朵骄傲地展几束红的、粉的鲜艳来，也没能让人感受到对花的沉醉。
来这里治病的糖尿病患者遍布很广，全国各地都有。病人入院后会领到一本小手册，手册除了介绍医院的悠久历史，权威的资质论证，炫耀般的医生简历，以及难以置信又备受鼓舞的治疗统计。大红的牌匾、锦旗、患者的感谢信，如传销在洗脑一般。最后两页才是关键；什么科学规范的系统疗法，严格做息时间，统一调配饮食（不允许患者接触医院以外的任何食品）……等等。陪护人员也被单独约谈，谈话时表情严肃，要求严格，甚至一点儿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在太原的第一个礼拜，父亲就象一个爱学习、守纪律的好学生：早七点的集体操，早餐后九点的薰蒸针灸治疗。午饭后的午间休息，下午四点的按摩推拿，他都认真执行，积极配合一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样子。
父亲的主治医生是个女医生，五十多岁，一副女篮一号的身板，一般男人在她的身高面前都会有压抑感。可她且有一个纤弱的名字：柳柳。
柳医生相貌粗犷，眼睛里又写满女性的温婉。她曾单独地和我交谈，她语气舒缓、言语简练，推心置腹地向我陈述父亲病情的实情，对治疗结果的感知，并声情并茂地畅想说：比父亲病情顽劣的患者中也不乏治疗效果显著的例子。最后强调治疗期间患者的精神状态很重要，患者的喜怒哀乐直接决定治疗的质量。很多患者在这里治疗时大都有一个集中的表现，就是不能静下心来。又反复叮嘱，治疗期限比较长，免不了会和家里互通信息，在可控的范围内要求我报喜不报忧。给父亲一个平稳的心态，安心治疗。
护士长叫沈洁，年龄不大，微胖，皮肤白皙，大眼睛，一个长相甜美的姑娘。她学历很高，脾气有些特别，听说是从山西某医院挖来的。有几天太原一直下雨，让父亲洗澡被父亲找借口给推了，我也没放心上。不曾想，沈洁的鼻子特灵敏，嗅出了父亲身上的异味，她沉着脸把我叫到一个角落里质问我：“你爸爸是不是每天做薰蒸？”我说：是。又问：“薰蒸会抹药吧？薰蒸又出汗吧？怎会几天都不洗澡？……”她一连串的追问让我哑口无言，噤若寒蝉。
有些怕沈洁不是那次的训斥。有天傍晚我去活动室，打乒乓球的就沈洁一人，我拎拍和她“切磋”，结果输的不象样子。和她打就如和邓亚萍打，捡球捡的腰痛，见有人来，一个借口我就落荒而逃了。
那天早晨，楼下早操的铃声响了，父亲反常地站在病房门口向外张望，踌躇不前，眉宇间集齐了一个“川”字。我诧异地望着父亲，父亲沉吟半天，用不容商量的口吻对我说：“不瞧了，回家，今天就走。”
父亲要放弃治疗，回家，没有一点儿征兆，令人措手不及。我惊呆了：“为什么呀？”。父亲不说，只是让我向主治医生柳柳要求办出院，并命令买傍晚那班太原始发往武昌方向的车票。
父亲要走，主治医生柳柳、护士长沈洁来做父亲思想工作的同时，也惊动了院方领导，甚至门卫老陈头都来观望。柳医生苦口婆心地开导父亲不能半途而废，如果对医院的哪点不到位、有看法、不适应说出来。对她个人哪点不到位、有要求和意见讲出来，不能就这样子走，治疗已有起色……等等。护士长沈洁一句话都不说，光拿眼睛瞟我，就像警察瞟心怀不轨的坏人一样。好象父亲做这样的决定是我在作祟。
后来大家都妥协了。柳医生给父亲开了三个疗程的药，沈洁帮我电话预定了卧铺车票。下午告别的时候我的眼眶满噙泪水，那一刻的印象在我的生命里都是模糊的。
关于父亲为什么突然要回家，我问过N次，都被父亲搪塞。父亲的倔强，做儿子的我不是今天才见识，他性格偏执，一旦认准的事儿大都没有回旋的余地。
“早餐，吃早餐啰。”送早餐的吆喝声惊醒了半睡半醒的我，忙从卧铺上跃下来对父亲说：“爸，走去餐车吃稀饭。”父亲倦怠的神色使我无法释怀。
从餐车回来，父亲依旧坐在靠窗的位置，眺望华北平原，“唉，最后一回啦。”我永远都记得，父亲这句话是压低嗓门说的，声音浑沉，那一刻的空气仿佛都弥漫着一丝的伤感和凄凉。父亲一生都没出过远门，所以到太原看病这段时间，说父亲是在煎熬中度过，一点儿都不夸张。
列车到站是下午一点钟左右，家离车站不远，也就十几分钟的车程。在太原临上车我给家里打过电话，所以哥哥弟弟们在单位门口迎着，还有刚会走路的小侄儿。只是没见母亲。东西很多，我也没顾上问。
家里做了一桌子的菜，还有酒。嫂子戴着围裙忽前忽后地张罗着摆餐具，端饭锅，笑盈盈地迎着父亲喊：“爸！回来了，先吃饭，该饿了。”父亲边点头应答边迫不及待地推开里屋的门。
里屋内的母亲听到吵嚷正欠身往外望，蜡黄的脸上堆满了欣喜。父亲走到母亲床前就用手在母亲的额头拭探、拭探，再拭探后舒了口气说：“不烧，知道你老毛病会犯，猜着了……”接着拿起母亲床头的药盒翻看。
半夜，东屋的我朦胧中被里屋母亲的啜泣声惊醒：“病没瞧好，你回来干吗？……咋不瞧好再回来呢？我有病又不是一年两年了，我病好瞧，不碍事，你的病不好瞧，犯了脚又会肿的跟馒头一样……”母亲断断续续地哭，伤心地埋怨父亲。断断续续我从父亲低沉又坦然的言语中听到他边安慰母亲边替自己开脱，三个疗程的药都拿回来了，再加调理，怕什么？医生都说没事的，得这种病的人多了去了。
父亲放弃治疗是为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哮喘发作的母亲？这未免太过牵强，但我确定，如果父亲不在身边，母亲的病会好的很慢……很慢……
父亲是06年的冬天辞世，母亲健在。
有时候父亲的点点滴滴会毫无征兆地在我脑海浮现，怀念他的当尔心里更有一种沉甸甸的负疚。想到父亲对母亲的眷顾，自己就会忍不住心底的那声长叹：“唉！我的爸爸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