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距我们遥远的“清官”们

          一一《史记》《汉书》中的“循吏”

      循吏者，奉公守法的官吏也。司马迁首创，班固随之，而后循吏也成了清正廉洁，重农宣教，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官吏的固定模式，也被称之为“良吏”，元杂剧又有了“清官”，乃至民间“青天大老爷”的称谓。

      司马迁《史记》中的《循吏列传》记述的是春秋时代的五位官吏。

      孙叔敖是简政爱民。楚庄王下令把市场中流行的小钱铸成大钱，老百姓携带不方便，“皆去其业”，放弃了自己的本业，导致市场混乱，人心惶惶，商业凋零。孙叔敖奏请楚庄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陈述其弊，终于说服楚庄王收回成命，恢复小钱，于是，“市场如故”，恢复了往日繁荣的景象。

    公孙休嗜鱼如命，闻名乡里。当了鲁国国相后，有人投其所好，送给他一条大鱼。他断然拒绝，客人愕然不解时，公孙休说:“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不能接受你的馈赠啊。倘若我今天收下你的鱼，明天因此而被罢官，今后谁还会给我送鱼”？正因为公孙休的公正清廉，成了鲁国百官的楷模。

      子产治郑采取不愠不火，循序渐进的模式。仅用五年时间，就把“上下不亲，父子不和”，“稚子犁畔”，儿童耕作而大人嬉游浪荡，市场“豫贾”乱哄抬价，乱糟糟的郑国治理的井井有条，打造了“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太平盛世。

      石奢是楚昭王时期的国相，“坚直廉正”，“无所避阿”(既不逢迎阿谀，也不胆小怕事)。一次巡视“行县”，恰逢有人杀人，追捕凶手，发现竟是自己的父亲。放走其父，是不忠;让父伏法，是不孝。两难当中，踌躇再三，决定放走父亲，自己伏法。楚庄王为石奢推卸责任，“追之不及，不当伏法”。石奢认为，“王宽(恕)我罪”是“上惠”，“伏诛死”是我“职责”，“遂不受命”，“自刎而死"。

      李离是晋文公时的狱官，(相等于最高法院院长)，听信下属报告有误而枉杀人命，向晋文公请求以死谢罪。晋文公认为是手下过失再先，而导之误判，“非子之罪也"。但李离却说，我高官厚禄时，从不与别人分享，该承担责任时又怎能推诿别人呢?“遂不受命，伏剑而死。”

      班固《汉书》中的《循吏传》，记述的西汉时期六位循吏，似乎没有司马迁笔下的循吏那样轰轰烈烈，都是兴办学校，广树蕃，增户口，买牛犊，巡行阡陌，灌溉庄稼，即关心民生，发展生产，做到了“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的琐事，。虽然有些所谓的“循吏”实为“俗吏”，更多虚伪，如王成，“伪自增加(户口)，以蒙显赏”，但其余的文翁，黄霸，朱邑，龚遂，召信臣还算是循吏。

      且不说作为郡守的文翁，亲自与所选小吏，针对当地民风刁悍，“诱诱”教化，兴办“学官”(校舍)，重视教育;也不说黄霸在同僚以“严酷为能”，而已“独用宽和”，及务耕桑，种树养蓄(畜)，关心百姓米盐酱醋柴;就说这朱邑，任收税小吏时，办事清廉，以仁爱之心为民谋利，公事不徇私情，所有赏赐和俸禄都与家乡父老共享，荣任汉朝廷大司农(主管国家财政)，而已“家亡(无)余财”;七十有余的龚遂，亲自带头厉行节约，劝民务农种桑，不顾年迈体弱，到田间地头，不避寒暑;至于身贵南阳郡守的召信臣，出没于田间地头，在乡间公舍办公住宿，所任之处，百姓富庶，足令自诩为“人民公仆”，“农民的儿子"之流蒙羞，也会让那些“蹲着茅坑不拉屎”的“老虎”，“苍蝇”心中一颤！

      “所居民富，所去民思”，为官一任，造福四方。谁为人民谋福利，人民就会记住他。子产治郑26载，鞠躬尽瘁，当他逝世后，“丁壮号哭，老人儿啼”，青壮年痛哭失声，老人像孩童一样哭泣，悲日:“子产离我们而去，老百姓将来依靠谁”？朱邑死后，葬在少时任吏的桐乡，“桐乡民”如丧考妣，“岁时祠祭”。

    至此，联想四十三年前毛泽东逝世，万民恸哭，举国悲悼的情景，是因为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又联想当今，那些毫无担当，缺失社会责任的人，“临时工"成了当今社会人们的调侃，尚不如古代封建社会的“循吏”，人民只会唾弃他！

          2019年4月7日于海淀区花园东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