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戚、朋友提起父亲，总爱叫他"老六"，或是带着点口音的"luoer"。说起来时，语气里总掺着两味——一半是气他牌桌上不管不顾，兜里比脸干净还敢坐上牌桌，转头就四处找人拆借；另一半又是叹，叹他心肠热得像团火，亲戚朋友谁家有难处，他挽起袖子就上，从不问回报。
我对父亲的初印象，是模糊的。他总在外面打工，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好不容易盼得他进门，行囊里也掏不出几分钱来。唯一记得他主动给我买东西，是小学时的事了。后来听母亲说，那天是和他一起干活的工友劝他："别总打牌了，省点钱给娃买身衣服多好。"他像是听进去了，回来时手里拎着个背包，还有一条裤子。那背包样式简单，如今翻出来看，竟也不觉得过时。具体是哪一年，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他把东西塞给我时，笑了笑。笑起来眼角的纹路里，好像藏着点不好意思。
长大些，父亲的模样才在记忆里慢慢清晰。我开始懂他牌桌上的身不由己，或许是生活压得太紧，总得找个地方透口气；也开始慢慢感受到了他藏在沉默里的爱——他从不说"累"，可我见过他收工后，往床上一躺就鼾声大作，满是水泥点子的衣服都来不及脱；他很少问我学习，却总会给我讲“只要你想读，我砸锅卖铁都支持你”。
父亲是泥水匠。我读高中、大学那几年，三伏天最热的时候，太阳把地面烤得能煎鸡蛋，他中午一点就往工地上赶，说多干一小时就能多挣点。母亲偷偷跟我说，他脖子后面的皮晒得脱了一层又一层，背上全是痱子，却总说"没事，男人皮糙肉厚"。他就凭着这股子拼劲，把我的学费、生活费，一分一分挣了出来。
我总以为，大学毕业那天，就是我们一家好日子的开端。我能挣钱了，能让他歇下来，能把他牌桌上输掉的那些"糊涂账"，用安稳日子一笔笔还回来。可老天爷没给我这个机会。毕业前夕，父亲查出了肺癌，还是恶性程度最高的小细胞癌，查出来时，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颈部淋巴结。
拿到诊断书那天，我觉得天都塌了。母亲一向是家里的主心骨，大小事都由她拿主意，那阵子却像丢了魂，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眼泪掉个不停，问她什么都只会说"我不知道"。反倒是父亲，拉着我和母亲的手，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怕啥？人啥时候走，生下来那天阎王爷就定好了，我们急也没用。"
此后又过去了一年多，在我即将靠我的努力让我们家庭过上真正的好日子之前，我的父亲在一个寒冷冬夜的凌晨猝然长逝，从此我没有了父亲，那一刻我体会到了原来悲伤到了极点是真的连哭也哭不出来！
到今年，父亲已经走了好些年了。街上偶尔还能听见有人喊"老六"，每次听到，心都会猛地一揪，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酸溜溜地疼。遗憾像潮水，总在不经意间漫上来——遗憾没能早点懂事，没能多陪他说说话，没能让他亲眼看看我挣来的好日子。
若真有来世，我还是想做他的女儿。做那个会把他买的背包背到褪色的女儿，做那个能早点看懂他皱纹里藏着的温柔的女儿。
爸，想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