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说：“在野性里蕴藏着世界的救赎”，这让我想起了《飞越疯人院》里的酋长。小说中，酋长作为叙述者，有着冷静的思考和观察能力，甚至他所占的比重不亚于麦克墨菲（McMurphy）。而在电影中，他有近一半的时间都在扮演一个有些呆滞的背景。
作为一个“正在消失的印第安人”，一个联合机构下的牺牲品，一个被简化和异化的机器，一个创伤不断加深的人，一个某种意义上的成功者，他和麦克墨菲都扮演着“杂耍者”的角色：一方面他们试图愚弄别人，另一方面却不自觉地愚弄自己。较之麦克墨菲，酋长更加清醒。他意识到麦克墨菲不过是被他人利用的棋子，而那些瘫痪在病床上失去意识的废人，不过是麦克墨菲的前辈罢了。
麦克墨菲把愤怒和仇恨都集中在大护士身上，酋长却明白：“真正的恶棍，不仅仅是大护士一个人，而是整个联合机构……而大护士不过是他们的一个高级职员”。大护士的恶，不是单纯的“个人的恶”（individual evil）而是“体制的恶”(institutional evil)。作为前军队护士，作为这个权利机构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零部件，她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工作，只是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如果说酋长是被简化、异化的机器，大护士同样如此。透过酋长的眼睛，读者审视着大护士毫无女性特征的包：“没有粉盒，口红或是其他女性用品”，有的不过是“塞满了许许多多今天她准备履行职责时使用的零部件”。
书名用杜鹃窝（Cuckoo's Nest）而没有用“精神病医院”(Mental Institution)。一方面，这这不仅仅是一个“被弃者”（deserter）被迫成“暴君”（tyrant）的故事。另一方面，这个取自摇篮曲的名字，也是一个被催眠和拒绝被催眠的故事。“囚禁”在其中的人们被贴上了患病的标签，被要求服下不是为了治疗，而是为了上瘾的药物，在语言和药物的催眠中消解自由意志：“镇压，用镇静剂把我们都消灭”。清醒和疯癫的对立，归根结底是自由和不自由的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