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平均主义盛行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的社会，基于经济分化的社会分化也越来越大。一些人的相对社会地位下降了，引发了比较严重的相对剥夺感。他们处于弱势的、丧失话语权的境地，他们在权力、财富、社会地位、知识、生存能力等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始终处于劣势，他们的生活远远地游离于社会主体之外。学术界称之为弱势群体，其中农民工、贫困学生是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
近几年，在政府、公众、媒体的共同努力下，弱势群体得到了多方的关注，境况也有所改善，特别是道德感上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不过，最近发生的两个事件让这种道德上的优势失分不少，不能不引起忧虑。
一个是8月中旬，襄樊市总工会、市女企业家协会联合举行的第九次“金秋助学”活动中，主办方宣布：5名贫困大学生被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受助一年多，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封信，更没有一句感谢的话，湖北襄樊5名受助大学生的冷漠，逐渐让资助者寒心。另一个是以专为民工打官司而出名的重庆律师周立太在其博客上写了一篇博文《又有一群“狗日”的跑了》，用极端的字眼辱骂自己曾帮助过的农民工，指责讨薪成功后很多农民工立刻开溜，全然不理律师费一事。
两个事件引来网上一片热议，不少网民包括一些知名的时评家一如既往地站在农民工和受助贫困学生的立场上，指责对方。有网民说：“周立太的言语过分了些，毕竟民工被欠薪在先，他们长期贫困和被压榨的处境逼得他们已不在乎道德诚信。”时评家长平认为：“不能说这5位大学生没有过错。但是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中，女企业家们的做法过错更大，不仅使已经深受物质之困的穷人又增加了精神压力，而且扭曲了慈善的意义。”
在这些网民和时评家的语境中，农民工、贫困大学生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他们失信，是富人阶层或者说是强势群体造成的；他们失信，只是对现实的回应。作为助人者，只有帮助受助者的义务，而没有索取回报的权力。尽管这种回报只是一句感谢的话，一份应该得到的报酬。在这些话语中，分明看到了这些所谓的弱势群体代言人有一种强词夺理的无赖身影。
农民工、贫困大学生在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上处于弱势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弱势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在道德层面具有天然的优势，更不能凭借着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道德优势而不顾他人的精神感受。一味地指责助人者，不仅有失厚道，而且会使更多的助人者望而却步，让弱势者更加弱势下去。所谓的道德优势也将会很快消失殆尽，届时，从物质到精神都一贫如洗，那才是最可悲的。
少数农民工、贫困大学生失信的实质是缺少自信，找回自信，不是通过冷漠、逃避，而是要坦然地面对生活，坦诚地面对他人。道德的优势不能靠别人的恩赐，而是需要自己精神上的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