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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风尘仆仆从湘西军营跑到北京，最初住地是西河沿小客栈，不久，便搬至当时位于前门外杨梅斜街的酉西会馆，“照当时习惯，初来北京升学或找出路，一般多暂住在会馆中，凡事有个照料。我因和会馆管事有点远房表亲关系，所以不必费事，即迁入住下。乍一看本是件小事，对我说来，可就不小，因为不必花租金。”
酉西会馆相当于当时湘西驻京办，湘西上京赶考学生可在此处落脚，加之会馆管事者是沈从文的一个金姓表哥，沈从文可不付租金免费住下去。
初来乍到，沈从文曾天真烂漫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我来寻找理想，读点书”），遭到姐夫田真逸反讥，“你可知道，北京城目下就有一万大学生，毕业后无事可做，愁眉苦脸不知何以为计。……大小书呆子不是读死书就是读书死。那有你在乡下作老总有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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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北京，在酉西会馆落脚之后，沈从文便开始为读书奔走。以沈从文从小混湘西地方杂牌部队做文书所学的那点不成系统的知识，想考入当时清华北大那样的一流学府，基本上是不可能。
他先是报考了燕京大学国文班，可他只有高小文凭，连标点符号都不懂，面试时更是得了个零分，因为可怜他的境遇，连报名费也被燕京大学主考官破例退回了。
到得北京没多久，沈从家乡携来的湘西巡防军首领“湘西王”陈渠珍所资助给他的盘缠便告罄，在表弟黄村生的介绍下，沈从文搬离了酉西会馆，后来便搬进位于沙滩银闸胡同的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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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办法，他只好去风气自由的北大偷听，做了一名不注册的北大旁听生，“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万般无奈下，沈从文开始了最初的在北大周围漂泊的旁听、自学生活。他当时的漂泊状态，大致等同于现今潜伏于北京各个名校周围的考研族，只是沈从文似乎更加艰难——每天早起后只能靠几个馒头加一点点咸菜充充饥，然后步行入宣武门，再一头扎进京师图书馆，苦读终日。
经历过在学校周边租房的考研学生大多知道，知识虽然是吸引人前进的动力，但读书之外，精神上更需要情感慰藉。
这情感既可以是爱情、也可以是友情，寂寞孤独的蛰伏岁月，需要相濡以沫的同伴。独自读书的苦闷，促使沈从文去寻找同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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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段北大旁听时期的北漂生涯，近六十年后，沈从文在1982年5月27日应邀在吉首大学讲话时曾这样说道：
“我是毫无成就的，我到北京，当时连标点符号也不晓得，去那里，是想摆脱原来那个环境，实际上打算很小，想卖卖报纸，读读书。
一到这个地方，才晓得卖报纸没有机会，卖报纸是分区分股的，卖报不行。后来发现，连讨饭也不行，北京讨饭规定很严，一个街道是一个街道的，一点不能‘造反’！（众笑）
不过，我得到一个传统的便宜，过去，为了科举的方便，设有会馆，我们湘西，有个酉西会馆，上湘西的，是张世准先生办的。他是花垣人，画画的，做诗也行。
我一去，就在酉西会馆住下来，因为按规定不要花钱。幸好，我亲舅舅（永玉的祖父），他在香山慈幼院做事，有个关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