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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湘西时，少年沈从文便已经通过各种途径接触了《创造周报》、《改造》、《新潮》在内的许多新杂志，这对沈从文是最直截了当的思想刺激，北大“五四”新文学、新思想终于深刻地影响了处于边地湘西的沈从文。
“我记下了许多新人物的名字，好像这些人同我都非常熟悉。我崇拜他们，觉得比任何人还值得崇拜。我总觉得稀奇，他们为什么知道事情那么多，一动起手来就写了那么多，并且写的那么好。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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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处于北漂当中的沈从文，这样一个毫无经济基础的“文学青年”，为了应付经济危机，他只得租一间由储煤室改成的小屋，那小屋破、小、潮，原本是个堆煤的地方，窗户也是四根细木条随便钉上的，沈从文戏称它是“窄而霉小斋”。
在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支援的境况下，忍着饥饿，挨着北京严酷的寒冬，这个倔强的湘西人开始向文学领域进发。
可是，学历太低，没有资历，想以文学写作来养活自己，几乎成了虚幻的可笑的幻想。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向报社投稿，因没有名气，又没有名家提携，没人愿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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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在以红楼为中心的北大周围，沈从文开始了他的旁听生涯，虽然那年秋天，他也曾投考过燕京大学国文系，但因为基础实在太差，只能无功而返。
在北大旁听的日子里，沈从文那时候在生活上困窘到了极点。他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连最基本的吃，都是这里蹭一顿，那里混一顿，最窘迫时，沈从文也曾找陈翔鹤、陈炜谟、董景天等朋友蹭饭，或者赊账：赊过饭店的账，在公寓和小饭馆吃上几次，这账欠了也就没法还（数年之后，一次他从上海返北京，还在一家小饭馆的欠账牌上，看到“沈从文欠若干元”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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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乎一甲子岁月之后，在1982年5月27日，沈从文先生应邀在吉首大学讲话时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
“大概有两年，我是穿单衣过冬的。在北京，穿单衣过冬，算是个考验！零下二十几度嘛！（众笑）不久，我就得到各方面的赞助，我想，他们绝对不是认为我是什么‘天才’，他们大概都是欣赏我这个气概，凤凰人嘛，我又在军队里混了五年，什么都不在乎，冬天穿单衣，也不觉得寒伧。北京还有个好处，习惯朴实，所以我这个穷学生，很快就同清华的、北大的、燕大的、农大的一些人熟了，遇到困难，得他们帮助，有时就到人家那里吃饭，这，大概也得力于那个‘不在乎’、‘无所谓’。有个朋友，碰到星期天，他就带我到那个小摊摊吃饭。有时，我也免不了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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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存，也为把自己思想和生存的特别经历表达出去，在这段时期，沈从文开始拼命写作。可是，最初他向北京多家报刊寄出的大量稿子，全部石沉大海。这还不算，在《晨报•副镌》的一次编辑聚会上，他投寄的十数篇文章被编辑孙伏园连成一个长条，摊在桌上，为众人奚落。
生活的穷困和精神上不被认同，一般情况总会很快毁灭一个人的。可沈从文却有着湘西人的刻苦、忍耐和倔强，他仍将他的生活阅历和对生命的感受，写成文字，向那些大小报刊一再投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