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86年12月1日，朱德诞生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李家湾的一户贫苦农民家中。这是一个封建大家族，家族的主事者是性格坚毅且深受族人爱戴的老祖母潘氏。
在这个大家庭中，朱德最为敬重的是自己的母亲。母亲那吃苦耐劳从容负重的性格深深影响了朱德的一生。老人家于1944年3月去世，选择了为国尽忠的朱德没能在母亲膝下尽孝，这是他最大的遗憾。戎马倥偬的朱总司令在当年清明节发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深情悼念辛劳的母亲。
由于家境贫寒，四五岁的朱德就失去了游戏玩耍的机会，背着小背篓紧跟着哥哥割猪草、拾柴火，还要经常忍受饥饿的痛苦。朱德回忆那段往事说：“我从小就是饿着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运动时，好像根本不知道饿。”
出生在这样家庭的孩子原本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但是，朱德的父母受够了“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决心节衣缩食，就算把家里的破房子典当出去，也要培养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
六岁上下，朱德走进了本家办的私塾，从此开始了他的求学时代。私塾先生名字叫朱世泰，算起来是朱德的远房堂叔。他在县城学过几年中医，回乡后盖了几间茅屋，前面开中药铺，后面办私塾。进入私塾的那天，先生为朱德起了正式的学名“朱代珍”。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朱德认识了许多字，开始像模像样地描红临摹，还读了诸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朱世泰学问有限，面对这个求知欲极强的孩子，很快感觉到教起来太过吃力。他干脆向朱德的家人提议送孩子去丁家的私塾学习，那里的先生是实打实的秀才，很有学问。
就这样，朱世泰送走了学堂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孩子。
朱德在丁家私塾更加刻苦用功，由此得到了先生的格外器重。他刚满八岁，同龄孩子背诵《三字经》还支支吾吾呢，先生已经给他开小灶学习四书五经了。
然而好景不长，这一年整个川北爆发大灾荒，朱家依靠野菜、米糠勉强充饥度日，就这样还欠下了地主的租子。为了维持生计，大伯朱世连四处借贷，赎回了老家大湾的几亩薄田，带着父母和已经过继给他的朱德，迁居到了这里。
酷爱学习的朱德深知家庭的难处，不声不响地留在家里帮助大人干活，只有在空闲的时候才拿起书本。大伯看出他是读书的好苗子，于是勒紧裤腰带把他送进了当地的私塾。在这里，朱德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位引路人——席聘三先生。
席先生虽然教的是旧学，却热衷于维新思想。在这里，十岁的朱德第一次知道了中国之大，除了仪陇县还有成都，还有上海北京；知道了国家积贫积弱，常常遭受海外列强的欺辱，尤其是甲午海战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每说及此，席先生都忍不住声泪俱下。
席先生的新思想对朱德的成长产生了极大影响。朱德在席聘三先生那里学习了八年，不仅学到了许多知识，也让他从读书为了支撑门户的狭隘思想中走出来，懂得了学知识要用来救国救民。
1905年，十九岁的朱德在家人的殷殷期待下参加了仪陇县的科考，在千余名学子中名列第二十名。随后，在伯父的鼓励下，朱德前往顺庆府（南充市）参加府试。
在顺庆府，他拜访了从日本留学回来、在新学堂当老师的远房舅父刘寿川。通过刘寿川的介绍，朱德对新学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朱德再次以优异的成绩考中府试。然而正当一家人兴高采烈，准备让朱德去省城考秀才做大官的时候，朝廷突然下诏，废止一切科举考试。
对于志向远大的朱德来说这不失为一件好事。他趁机向伯父提出去顺庆府新学堂学习的想法。然而固执的伯父坚信科举迟早要恢复，不同意朱德学什么“新学”，应该好好背书，等待时机继续考秀才。
就在朱德苦于无法说服伯父的时候，老师席聘三出面了。
对席先生非常信服的朱世连终于点头答应让朱德进新学堂，他东挪西借凑了一笔钱，供朱德去顺庆府读书。
1906年春天，朱德离开家乡，步行前往顺庆府求学。读了六个月的高等小学堂后，他顺利考入中学堂。在中学堂，朱德学习了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等新学科，这一切令他眼界大开。
教授理科的刘寿川老师是同盟会员，在讲授知识的过程中，他常常激励学生们报效国家，要以救亡图存为己任。
刘寿川对于热衷新思想的朱德十分青睐。常常邀请他和同学戴与龄来自己的寝室，给他们讲解同盟会的救国思想，还借给朱德一本邹容的《革命军》，朱德初次接触到“革命”主张。
一年后，朱德以优异成绩在顺庆府中学毕业。他接受了刘寿川的建议，前往成都继续求学。临行时，朱德赠给同窗好友戴与龄一首诗。
骊歌一曲思无穷，今古存亡意计中。
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
恨他狼虎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
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斗志付飞鹏。
二
仪陇县距离省城大约370公里，为了节省川资，朱德用了五天时间，起早贪黑步行抵达成都。
朱德考中了成都武备学堂，但是遭到家人的坚决反对。经过刘寿川的调和，朱德进入省立师范学堂附属体育学堂学习。
1908年，刘寿川先生回到仪陇县担任督学。他写信给朱德，希望他能回到家乡担任老师。朱德欣然前往。
然而，刘寿川和朱德在仪陇创办新学受到了当地旧势力的百般阻挠，他们甚至不惜勾结当地流氓地痞来学堂捣乱。同时，辛辛苦苦供朱德上学多年的家人对他在县里当一个劳什子的“体育教员”也很不满意。
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德萌生参军报国的想法，这一想法立刻得到了刘寿川的大力支持。
朱德决定去云南报考成立不久的陆军讲武堂。多年后朱德解释说：“问题就是非救国不可。那时候，云南靠近边疆，是一个重要的国防地带。”
临行前，刘寿川先生及几位好友为家境贫寒的朱德凑了几十块大洋做盘缠，并鼓励他早日学成报国。深受感动的朱德当场疾书：
志士恨无穷，只身去西东。
投笔去从戎，刷新旧国风。
1909年春节过后，朱德拜别家人，步行十多天来到成都，与同学敬镕一起踏上前往云南的路途。
朱德在《自传》中提起前往昆明报考讲武堂，用平淡的笔调写道：“我走嘉定、叙府（宜宾）、昭通、东川到昆明，全是走路走去的。”然而这一走竟是漫漫三千里，两个人足足走了七十多天。一路上攀爬崇山峻岭、穿越原始森林；又渡过了嘉陵江、金沙江以及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河流，真正是跋山涉水。三千里长路，不仅仅是对体魄的考验，更是对意志的磨炼。
当年4月，两个人在昆明龙井街一家小客栈安顿下来，立刻前往学堂打听报考事宜。他们了解到讲武堂主要招收云南籍学生，外省人报考需要有担保才行。两个人从驻扎在昆明的云南新军第十九镇（师）第三十七协（旅）找到一位同县老乡，请他出面担保。
然而，成绩优异的朱德竟然在考试的时候意外落榜，反倒是不如他的敬镕被录取了。这时候，敬镕才满脸愧疚地告诉他，自己花钱买通了报考官，把籍贯改成了云南昭通。
囊中羞涩的朱德再次拜托在军队中供职的老乡，补入新军当兵。他吸取报考讲武堂的教训，把籍贯改成“云南临安府蒙自县”，把名字改为朱德，字玉阶。
由于朱德的文化程度高，身体素质强，又善于接受新事物，很快受到标统（团长）罗佩金的重视，破格提拔他为文书。罗佩金了解到朱德报考讲武堂的心愿，还主动提出为他作担保。
这一次，朱德终于被录取了。
云南陆军讲武堂是清政府为了训练新式陆军创建的一所重要军事学校，与天津讲武堂、奉天讲武堂并称“三大讲武堂”。民国时期，它与黄埔军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齐名，素有“将帅摇篮”之美誉。当时担任教官的李根源、罗佩金、李烈钧、唐继尧等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优秀毕业生。
在这里，朱德不但学到了新式军事知识，还加入了同盟会，经常参加宣扬革命，反对满清的活动。频繁的政治活动并没有影响朱德的学业，他的各门学科始终名列前茅。爱惜人才的学校总办李根源在各种场合称赞朱德和朱培德两个人是“模范二朱”。
在讲武堂期间，朱德与蔡锷将军还有一段交往。
1911年春天，号称“中国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将军受邀来到云南，暂住在讲武堂内。
怀着敬仰之情，朱德私下里拜访了蔡锷将军。
在交谈中，蔡锷将军了解到朱德走出大山，投笔从戎的种种经历，不禁对他十分欣赏。蔡锷同样出身贫寒，两个人因此有了更多共同语言。于是，蔡锷欣然邀请他经常走动。朱德告辞的时候，蔡将军还特意以书相赠。
对于蔡锷将军编辑的《曾胡治兵语录》，朱德十分欣赏。蔡锷将军听说后，多次邀请他前来，为他逐篇逐句耐心讲解。多年后，朱德总司令提起这段经历，还感慨在蔡锷将军那里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发。
1911年8月，朱德与范石生、杨蓁等人一起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
走出云南陆军讲武堂，怀着一颗救亡图存的赤子之心，朱德总司令开始了漫长的戎马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