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南小

霜降之后,南山路小学那棵拐枣树上的果实开始渐渐长成。满树的拐枣沉甸甸地挂在枝头,微风从凉风垭口徐徐吹过来,把拐枣慢慢撩成了酱紫色,羞答答地迎着风轻轻摇摆,仿佛是在告诉学校的师生,我已经成熟啦,你们快来啊!

那棵拐枣树有三四丈高,长在学校操场的主席台边上,是南山路小学独有的风景。拐枣树就像一个忠实的卫兵,默默地守护着黄桷垭街上的这所名小,它更像是一位长者,安静地陪伴着学校师生,记录着南山路小学一年又一年的故事。

我的南小童年故事也便从拐枣树开始。


1964年秋天我上小学,走进了南山路小学的校园。深秋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班主任张鹏翔老师带我们到学校操场,全校的师生都集合在拐枣树下准备分拐枣。学校姜主任先讲话,之后各班老师就上台领拐枣。虽然已是深秋,却给人温暖很祥和的感觉。

张老师领了拐枣后,就带着我们回到教室。张老师把教室前排的桌子腾出来,按人头把拐枣分成几十个小堆。张老师一边着分拐枣,一边教我们唱歌。唱的是《李小多》

李小多,分果果

分到后来剩两个

一个大,一个小

一个大来一个小

大的送给张小弟

小的留给他自己

……

歌唱会了,拐枣也已经分好了。同学们就依次上台领拐枣。每个上去的同学都挑最小堆的一份拿走。

张老师三十岁出头,身体有些过早地发福。他的拼音教得很好,是全区数一数二的名师。据说她的拼音基础,还是以前在铜梁中学读书时,学校的地下党员教她的,那时拼音并未普及。多年以后每每说到他的拼音教学,她都发自心底的感慨:是共产党教会了她拼音,她才能有机会站在今天的讲台上。

张老师性格爽快,说话大声武气的,却总是把笑容挂在脸上。她对学生如同对自己的孩子总是给予无微不至的呵护。

学校的运动场操场紧挨官家湾生产队廖伯伯的自留地。操场上的皮球常常会滚到廖伯伯地里去。廖伯伯时常握把菜刀守在屋门口。只要看到皮球滚进了他的自留地,他就会冲过去,抓住皮球就划成两瓣!同学们们对廖伯伯是又怕又乐。只要谁不注意把皮球踢到了地里去,大家准会幸灾乐祸的大声叫喊:

“廖伯伯,划皮球!廖伯伯,划皮球!”

那天我们的体育课,张老师带我们在操场上玩。虽然张老师很小心的守在操场边,皮球最终还是顽皮地跑到了廖伯伯地里。

“廖伯伯,划皮球!廖伯伯,划皮球!”

同学间立即响起来兴高采烈的呼喊。

廖伯伯含根叶子烟就从家里冲了出来,捡起皮球就要下刀。

“廖伯伯!”

张老师也冲了上去。

张老师抢过廖伯伯手里的皮球,慌忙从兜里掏出来两毛钱,塞给廖伯伯。张老师不停地陪着笑脸,把廖伯伯哄到操场上,叫全班同学给廖伯伯道歉。廖伯手攒着钱,看看张老师,又望望娃儿们,脸上慢慢露出了笑容。


转眼又到了秋天,又是分拐枣的时节。

还是星期六的下午,还是在操场集合,姜主任讲话后去到学生中间。不觉间,姜主任到了我的身旁,看了看我打满补钉的花衣裳,又看了我赤着的双脚,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怯怯地回了姜主任的话。

“哦……”

姜主任看着我说:“你的学费一直都没有缴呢,回去告诉爸爸妈妈早点把学费交了。”拍了拍我的头,转身离开。

那一刻,我感觉无地自容,双眼一下就模糊了。秋天的操场,仿佛只是我一个人孤立地站在那里。大姐,二姐穿过的花布衣裳套在我的身上,对于一个已经八岁的男孩子,该是多么的委屈和无奈?同学们都跟着老师回教室分拐枣,我却悄悄地离开操场,裹着深秋的风回了家。

晚饭后,听见屋外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是张老师来家访了 ,身后还有姜主任。

姜主任当着我父母亲的面给我道歉,这弄得我们一家人手脚无措。老实巴交的父亲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娃儿不乖,娃儿不乖……”

那天晚上,姜主任知道了我们家的窘况,几次抽身掏出手绢。临别时,姜主任从包里取出一个用纸包裹好了的小包放在桌上,对我说:“今天你没有分拐枣,这是分给你的一份。”

这以后,学校再没有找我父母收过学费。好多年后爸爸妈妈说起南山路小学都还心存感激,说一辈子都记得南山路小学的大恩大德。

二年级的下学期,一天下午,上课铃刚响完,张老师就很激动地告诉我们:学校的领导马上要来视察我们班,叫大家要认真听讲!

暮春的阳光透过窗棂斜照在我的课桌上,照的人浑浑噩噩的直犯困。一会儿,姜主任来了,同学们个个都默不作声地跟着张老师的朗读在听写单词。这时候姜主任走到了我的桌前,特意停留了一会儿,我紧张得头也不敢抬。下课后,张老师突然叫住我,很高兴地对我说:刚才主任表扬你啦,说你的字写得还不错!

那一刻心底的激动彻底淹没了那个深秋下午的羞愧。心里发誓要好好读书,要张老师和姜主任一直都表扬我。

可惜后来不久,来了一场运动,像暴风骤雨一样。运动越来越深入,最后竟然开始了停课闹革命,学生们都不上学了。我们就只有回到家里,和邮村的一帮娃儿成天厮混。


四年级下期的时候终于又回到了教室。张老师不再教我们了,新来的班主任是方老师。

还在刚进学校的时候,方老师就教过我们音乐课 。她那有些沙哑的嗓音很有磁性,唱起歌来却非常好听,至今我还记得方老师教我们唱的儿歌:

你看那边有一只小小的花蝴蝶

我轻轻的走过去想要捉住它

为什么蝴蝶不害怕

为什么蝴蝶不害怕

哦 原来是一朵美丽的蝴蝶花……

方老师当我们班主任后不再唱花蝴蝶了,而是带着我们天天唱《万寿无疆》,带领我们读红宝书。红宝书做得不大,很适合放在兜里随时学习。

方老师来到我们班上不久,就组织了一次班级的拉练活动。

那天细雨濛濛,全班同学在方老师的带领下,一路高歌,从黄桷垭步行十多里路到汪山 。临近中午时分,方老师联系了照相馆的师傅为我们集体合影留念。按照当年的规定动作,所有同学的胸前都必须要捧着一本红宝书。就在大家都已经抱好宝书等待拍摄的时候,方老师发现了紧靠她身旁的我胸前竟然没有红色,连忙叫停了照相师傅,又从挎包里掏出一本宝书来,塞在我手里,在摄影师傅摁下快门前我把红宝书贴在了胸口上。

原来方老师的军挎包里预备了好几本宝书!

一个星期后,当我拿着那张照片的时候心里一种后怕。那天如果不是方老师关键时刻塞给我一本红宝书,在那个特殊年代,我将会遭受怎样的厄运?

十多年前,方老师八十寿辰。生日的那天,我给方老师送去了一个小小的礼物——那张当年我手捧红宝书的集体照。

方老师,你可想起了四十年前这张照片的故事?


我被学校评为了读书积极分子。学校组织读书积极分子到城里文化宫去参观泥塑展览《收租院》。

那次是姜主任亲自带队。

黄桷垭没有公共汽车,去城里要走十里山道,然后坐轮渡进城。小镇上的许多老人平时间都很少进城去玩,我被选为读书积极分子的代表进城去看展览,高兴得一晚上没有睡觉。

出发的那天早上,太阳早早就爬上山来,烤得人心急火燎的。临出门时,母亲在我衣兜里塞了五毛钱,叮嘱我放好,不要弄丢了,还反复给我说:“节约点哈,不要有多少就用多少哟!”

晚上回家,母亲一看见我激动地问:

“城里好耍哈?”

“好耍得很呢!”

把城里的新鲜事讲给母亲。母亲就像听故事一样全神贯注,笑意一直留在脸上。

“我今天还吃了牛奶冰糕的呢!”我给母亲说。

“牛奶冰糕?”

“嗯!”

“哟呵,幺儿得行,玩格了哈!”

突然双手捧着我的脸,啪地亲了一口,像是要吻一下脸上残留的牛奶的味道。又突然想起了什么来:

“钱够用吗?”

我从兜里掏出来五毛钱,恭恭敬敬递给母亲。母亲很惊诧地看着我。

“姜主任……今天姜主任请我了,坐船、吃饭、牛奶冰糕全都是姜主任请我的!”

母亲没有说话,眼有些潮湿。是不是想起了那个深秋的夜晚,张老师和姜主任到家里送拐枣的情景?

总是扎一对扫帚小辨,个头不高的姜主任,在上世纪80年代退休后搬家去了铜元局。我曾和学校的一位老师去看望过她,那时姜主任已患有老年病,完全不认识我们了。当我见到木讷坐在床前的姜主任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

离开姜主任的家,路上我很感慨地对同行的老师说:当年要不是姜主任,南山路小学可能也不会免去我全部学费吧?

同行的老师看了看我说:“可不是学校免了你的学费哦,每学期你的学费都是从主任的工资里扣除的啊!”


前些年我曾去黄桷垭看过我的母校南山路小学,可南山路小学已经被一片林立的高楼取代,拐枣树更不知去向。往事连连,留下来的只是无尽的思念。

人生是一条河流,发生在南山路小学的那些故事只是一抹不经意的浪花。尽管我已经离开家乡黄桷垭很多年,根却深埋在那里。每一阵故乡的风过,心中都会荡起层层涟漪,许许多多童年的美好就会从南山路小学那棵高大的拐枣树上悄然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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