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几年，我生活过五个城市。分别是昆明、巴音、北京、上海和广州。
昆明
昆明小而袖珍，阳光明媚，鲜花常开。当广州、上海、武汉吹空调的时候，昆明在享受夏天。
昆明的自然生态适宜。每年冬天到翠湖公园喂红嘴鸥是每个市民一年中必做的一件事。
昆明一年四季都有较好绿化，用来做行道树和景观树的不下二十种。梧桐树是最具特点的，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是一种落落大方的美...
外地人想在昆明生活首先要过语言关。昆明人不喜欢讲普通话，甚至电视上讲课的老师和机关工作人员也操一口地道的昆明话。
横断山阻断了来之北方的寒流， 可能也延缓了现代文明输入这个城市的速度。
如果你是个方向感很强的人，在昆明你很快会迷失。昆明不像北京、沈阳、西安等古都那样方方正正，当然昆明的路也就很难区分为东南西北。
巴音
阿拉善盟所在地叫巴彦浩特，所在旗叫左旗，这都是官方的名称。本地人给这座小城一个富有音乐动感的名字--巴音。
去巴音需要飞跃宁夏滩刺鼻的化工味弥散区，过西夏王陵旁重车拥挤的国道，翻越贺兰山段陡坡急弯叠加的路段。躲过晃晃悠悠的醉鬼，因为有些人喝过酒就喜欢在马路上散步。
小镇夜色平静，灯火璀璨，夜风凉爽。由于工作任务、我不敢太多沉溺于巴音的夜色。
在巴音免不了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昨晚，在一个牧家游的蒙古包里又一次见识了大盘的土鸡、驼肉和手抓羊肉。
秉承城里的规矩，少了大腕的酒，席间的气氛和温度总是保持在不温不火的程度。无奈只好恢复巴音的规矩，气氛靠酒和歌来催化，不多时整个蒙古包开始沸腾。
对于这些外地人来说，巴音只不过是一个游者会面的驿站，无非是改变了聚会的地方。大家还是说着外面的故事。
相反，对于本地人无论是见过面的还是未曾见过面的，在这个小城，生活是那样安然，用不着那般匆忙和焦急。午饭后，喜欢裸睡的朋友还可以关掉窗帘做梦2小时。
在巴音好像太阳一天要升起两次一样。午饭后，饭店也要关掉门市，回去午休去了。只有那些绿色蝗虫般的出租汽车，还在到处觅食。
巴音的夜晚是奢靡的、温柔的、酒色的、狂放的，整座小城，白天鲜见很多人，好像夜晚才是他们生活的开始。没有美酒，无法放歌；没有歌声，难以饮酒。
酒和歌催熟着人们的情谊。巴音的夜晚，会活跃着几十个乐队和歌手，为小城助兴。静听他们娴熟专业的演唱或演奏，若以为是专业团体，那就错了，他们大多是小城的上班族或公务员。
能演唱善表演是小城人生活和生存的必需，对于习惯于在卡拉奥凯对歌词的城市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唱一个晚上，都能记住所有的歌词。
有人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有人说这是一片荒芜的戈壁。
在巴音生活两年，尽管始终爱不起来，但离开了也有几分怀念，相见了也有几分亲近。
北京
皇城墙根儿下，清晨起来，溜个鸟，喊几嗓子大鼓，念几句京腔韵白，喝碗豆汁，吃几个焦圈儿...
可没想到工作在四环外，住在姚家园。
说起北京潘家园可能没有人不知道的，特别是现时越来越热的古玩字画市场。但说起姚家园可能知道的人并不多，我关注它，是因为我在那里住了三年。
姚家园位于三环和四环之间，对于我除了地图上的概念，没有什么感受，直到有一天清晨，我被楼下阵阵唢呐声唤醒，我才意识到这里还是一个农村，至少也就是一个城乡结合部。
从窗户看出，我发现楼下正在大出殡，一个用军用帐篷搭起的绿色房子边，披麻带孝的人们正传承着古老的祭奠方式。不由的让我又回想起，几年前在老家送走父亲的那一幕。
清朝定都北京后，为巩固皇权，站稳脚根，大规模实行“圈地”政策。清廷除赐予诸王、勋戚及八旗臣工俸地外，还“赐园地”，受雇佣的佃农群居园侧，为某姓八旗官兵服务，俗称“某家园”。
看来姚家园也就是一些为八旗官兵服务的菜农或园林工人居住的地方，后来慢慢变成了村子。在北京还有另外一些地方，被称做“苑”，如北京的南苑 、北苑、 西苑、 东苑。“园”“苑”读音差不多，在里面的人，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
那几年我白天在苑里上班，晚上回到园里休息。 穿梭在贵族和仆人的生活聚地之间。有时半夜做梦醒来，只感觉后背有大清官兵用长枪捅我，醒来发现是我的那只猫，想贴着我取暖。
说是在北京，对我也就是个旅馆。
我的疲惫的身心经常穿梭在北京机场与西部沙漠某机场候机楼之间。有时借助昏暗的路灯看一眼西夏王陵遗址的土丘，有时在北京机场排队等侯出租车看韩剧。
上海
我在上海工作生活了一年。活动半径没出金桥。
白天上22层，敲击计算机键盘；晚间下22层，去盲人按摩店舒缓肩胛肌。
最难忘的是对照PPT听老板在外星飞船上做指示。只听其声，不见其影。
那年，莫言获了奖。无聊中读懂了他小说中的红萝卜。
“黑孩把手中那个萝卜举起来，对着阳光察看。他希望还能看到那天晚上从铁砧上看到的奇异景象，他希望这个萝卜在阳光照耀下能像那个隐藏在河水中的萝卜一样晶莹剔透，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
广州
倒不是因为它的现代和繁华，而我更喜欢它的烟火气，以及平民百姓波澜不惊的生活。
今天的广州高楼林立间聚集着上百个村子，石牌，冼村，上社，棠下，棠东，东圃，康乐，瑞宝，三元里，杨箕村，登峰村，瑶台，棠溪村，猎德，三窖、沥窖、大沙，陈村，梅花村，龙洞…，其实，广州就是个村子。
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宗族；一个宗族，又是一个社区。昔日“宗族” 或者“社区”是维持这个社会运行的主要力量；后来，“皇帝”来了。皇帝和宗族成为主要的力量。
历代王朝都致力于华南的政治整合；要培养出敬畏官府、纳粮当差、安分守己的良民。随着王朝在华南的军事征讨、行政规划，一套关于权力的文化语言体系也渗透到华南。
“皇帝”和“宗族”，他们渗透到这个地区一切的礼仪、身份、地位、财产权、商业习惯、社会流动、社区构建之中。
再后来，宗族中一些人走出去接触了早期的启蒙，明白人生为人，要自由平等，要靠自己的力量过好日子，不能太依赖皇帝。
老百姓说，广州离皇帝远，离海近。口岸通商养成了这个地区崇尚商业贸易的风气，但大都是家族企业，官商的比例很小。
因此， 珠三角最重要的是互助文化。有了难，有了灾，有了过不去的地方，首先想到的不是坐等皇帝老子，而是我们小民、小商、小官如何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一起度过难关。
沈阳
回到沈阳，最初陌生。不适应。
街边，每个水果蔬菜超市门口都有一个大嘴喇叭，无限循环播放着：“老好吃了，老逼了”这样呼天呛地的语言。我和妻子说，曹雪芹听了肯定会伤心欲绝的：我们大清发源地的语言退化到这般粗俗。
走进小酒馆，光膀子大汉，雪花淡爽瓶噼里啪啦的亲吻着，可它们的声音永远比不过大汉们谈论别人家发财致富的声音。脚下一只狗快活地追赶着桌上掉下来的酱香大骨头。
“老板再整一盘溜肥肠，不要肥只要肠”。吓得端盘子的小姑娘咬住大襟直勾勾地看着。愣过神后，向厨子海参喊道：“一盘溜肥肠，不放肥油啊”。这边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幸好我所住的花城小区围墙帮我隔绝了外面的噪声。
我躲在一隅，拍拍封尘已久的二胡，从零开始了学琴；报了几个阅读写作的班，希冀重新唤醒这一屋子的书，有些还系着封腰带，有些还只听过书名，未见其书面；拾起了锅碗瓢盆油盐酱醋茶，从菜谱到餐桌，体会着“心想事成”“信手拈来毫不费力”的快感；早晚听着“我上班去了”、“我跳舞去了” 熟悉声音。
有一天，南周写作课上老师要求“描写一条街上人们的生活”。我选了每周去北陵公园走步的龙首山路。
龙首山路普普通通的一条街。分布着16 家按摩店和7足疗店，9 家快递公司，5 家汽车修理部，7 家快餐店，1 家美团， 1 家完美商店，1 家透析治疗中心，2 家大型洗浴中心， 2 家酒庄， 4 家麻将室，1 家食品 商店，1 家性用品自助店。
这条街上白天马路边停着 5 辆校车，4 辆虎跃快客，12 辆货拉拉，50 多个快递送货车。35 辆小轿车。12 个清洁工手推车。
李姐新开了贡茶店，一杯柠檬蜂蜜水打开了我们的话题。夫妻俩为了技校毕业的儿子有一个自食其力的生意，利用自家房子开了这家奶茶店。
赵姐关掉了不景气的美容院在街口新开了酒庄，可开了二个月没有多少生意。我点了一杯黑啤酒放在桌上，透过酒瓶上放出的冷气，我细看了赵姐一眼：她姣好的面容有点憔悴，嘴上显出白色的燎泡。
我拉起一个清洁工大哥的手，他急忙送开了。他说：天上有眼睛，我们工作时不能说话，否则会扣掉100月工资。
三十元按摩店一个精瘦的老太太，小胳膊细细的可手劲很大。她一边敲击我的背部，一边讲述她妹妹的交通事故。我说：“你做多少个三十元才能让你妹妹苏醒过来啊？”
……
我看到每个人生活的不易，但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生活。他们没有抱怨，低头刨食。
采访结束后，老师给我那篇作文的评语是“没有戏剧性的冲突”。不过我倒是感觉收获很大：治愈了我的失眠症，我不再抱怨了，血压也出奇地平稳了…
我在想，
如果不和其他城市比GDP，生活在东北也挺好的！这里四季分明、气候凉爽、生活成本低，房子也便宜。
调侃一点儿地说，如果不生活在这里，不远足去哪里体验这坑坑洼洼的路面？不买票去哪里听到只能在德云楼里才能听到的叫卖声？不预订去哪里能看到只有在“刘老根大舞台”才能看到的市井小品……
风景永远在它处，可生活总归在有家的地方。与其挑剔，莫不如欣赏。
其实，生活在东北也挺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