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郭羡英

旦丁说：“地狱中最炽热的地方，是为那些在伟大精神考验中保持中立的人准备的。”（

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西德波昂演说时，引述了但丁的一句话：地狱里最炽热之处，是留给出现道德危机时，保持中立的人。）所谓道德危机，也就是善恶、是非、正邪摆在面前，让我们必须做出其中一个选择。西方厌恶明哲保身的人。

中国则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各人顾各人，管他家爹死娘嫁人的极度自私的思想。（这是一种消极的生活理念，自管好自己家的事情就好了，别人家的事情不要去理会。）

所以，西方人爱管闲事，中国人自顾自己。2011年4月1日晚，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顾某去接日本留学回来的儿子汪某，母子在机场发生争执，顾某竟向母亲连刺9刀。

这时是一个老外帮助顾某。顾女士非常感谢那位老外说：“多亏一位老外跑过来救我，他很快取下我脖子上的围巾，堵上我肚子的伤口，一把将我抱起。我当时很困，合上眼睛说，我想睡觉，老外好像能够听懂，他用手指撑起了我的眼皮。”（《东方早报》东方卫视报道的《留日男生浦东机场连捅母亲9刀 老外上前相救》）

每个人只顾自己，只能使恶政横行霸道。比如小吏欺负某个村民，村里人认为与我无关，就看这村民被欺负。等到小吏欺负自己时，别的村民也是这样。小吏就能放肆而为。

小吏随意提高赋税，明显违法，完全可以抵制。但知道是知道，心里也不满，就是不愿意反抗，谁先反抗谁倒悔，叫“枪打出头鸟”。谁也不愿意出头，就你交我也交，大家都交。

即使有那个英雄好汉出头反对，常是得不到支持，结果夭折；甚至遭受迫害，英雄流泪又流血。这就导致谁也不愿意干这种蠢事了。

不仅如此，还有人讨好巴结小吏，有的人本就喜欢做老好人，看着小吏有点权力，就想与他建立好关系；有的人则是想着与小吏有好关系，免遭受他的欺负；有的人则是想从小吏那里得到好处。挺复杂的！

小吏潘富作恶，皇帝朱元璋要抓他了，还有一批人帮助他。这一批人平时不就是与他狼狈为奸吗？

“潘富事件”也可以看到村民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到何等程度。当时村民们要反对这恶小吏是很简单的事，因为朱元璋放权给百姓，没有任何朝代这样作。朱元璋反腐极其强硬，贪官一被抓就酷刑惩治；并且百姓发现贪官，可以直接押送上京，还有民可以告官，甚至越级告。

可是整个溧阳县的村民都不作为，没有谁直面反对潘富，就一个黄鲁上京城告御状，还算英雄好汉。黄鲁当时为什么没有与潘富对着干？估计大家都当好人，他一人势单力薄，不但不能成功，可能反而会被潘富所害。

再说贪腐实际是公开的秘密。一个腐败政权，贪官遍地开花。你当什么官，管控着那个行业、部门，怎样贪大概可以猜得出来，就是细节不清楚。即使有人知道了很多内幕，会私下里说，不会公开说，更不愿意举报，何必多管闲事。

比如法律部门（古代称廷尉），可以吃完原告吃被告。比如西汉廷尉杜周,初为廷史时,仅有一匹身有残疾的老马,后来长期担任廷尉、御史大夫,晚年“家赀 zī累数巨万”,其中不少是赃款。

宋朝刘光世驻守淮东时，掠夺民间膏腴良田，光上报给宋高宗就有达三万亩。掠夺三万亩田要有过程，这过程就只有被掠夺者，没有爱管闲事者。

明朝太监刘瑾掌握朝庭大权，一生所贪污的赃款加起来顶得上国库150年的收入，黄金多达250万两，白银5000万余两，其他珍宝细软无法统计。

他贪这么多的钱，都是公开的。当时各地官员进京朝觐，都要向他行贿，称“见面礼”。而这些“见面礼”，有些官员没钱，只好向京城的富豪贷款，俗称“京贷”。

还有搜刮民脂民膏和各省奇珍异宝，范围更广更公开，如在京城周边广置“皇庄”，达三百多所，夺人土地，侵占百姓财产，不搞得鸡飞狗跳。这么公开的事，也能任其所为，足见百姓的不团结。

和珅当了28年的官，被抄出八亿两白银，一生何不是劣迹斑斑，却平安无事，后来是嘉庆要他的钱，他才倒霉。和珅搜刮民脂民膏是很猖狂的，他迫令商人们臣服自己，浙江富商曾氏拒绝与他交往。他在一夜之间，将其全家杀害，把金银财宝全掠走，还巫陷他是反贼。

贪官的所作所为，即贪腐的恶劣行径会在民众中广泛流传，但就是上不了公堂。百姓惧怕贪官手中的权力，怕吃眼前亏，宁可知而装不知，忍气吞声，就形成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局面，也使贪官更加官肆无忌惮，胆大妄为。

政权最要害是腐败，最直接受害者是百姓，平时忍气吞声，等到日子过不下去才动刀动枪，全社会都遭受其害。这正是人类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