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对世界的影响和人们心灵的冲击不亚于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模式在控制新冠疫情的成功，再一次让人们反思西方中心论。那么中国和西方的差异到底是什么，搞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从文学溯源或许是一个好方法。以下为钱穆提出的中西方文学的六大不同。
一、共性与个性
西方由神话、故事而有文学，中国的神话没有形成文学，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所致。小说戏曲这一类文体，在西方算是正宗，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的文体是由诗到词，再由词到曲，由曲到传奇、戏剧，如此演变下去。我们中国人在文学方面所用的精力，并不把它放在神话、故事上。这原因是由于中国版图疆域广大，难免有了众多地方性，而中国人认为要创造一套超越地方之上的文学，因此提倡雅而除去俗。但埃及、希腊等外国地区因其国土狭窄，故地方性的神话、故事特受重视。由于中国古代的子产、叔向等人物思想观念广大，看不起地方性的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而偏重于超越地方性的合作与联合。而西方则是不主张也不可能合作的，即无法在国与国之间作出团结，即使英伦三岛亦无法合作。中国的文字已是统一的，与西方各国之间用不同文字有别。中国并不重视神话、故事等地方性的俗文学，而重视的是《诗经》《楚辞》。
汉代乐府辞讲人生的共性，并无个性，是抽象的，与西洋文学的具体描写不同。
西方的戏剧有其特定的时空，可一而不可再；但最真实的却常是不可靠而有幻想性的。中国的戏剧则是脱离时空的，群性的，空灵的，中国的文学亦然。
二、文以载道和政治性
西方人一直认为道德意识是不能加进文学中去的，如莎士比亚、歌德等。中国的道德与人生是在文学的共相中常在的，且有长远的价值。
诗经的风是政府采集而来的，诗经是经过沙滤作用，而与政治结了不解之缘的，此为与西方文学不同之处。中国文学是带有教训性的，上层的，政治的，内向型的，且不必求当时人的了解，传之后世待人发掘和欣赏；面对政治圈子或学术圈。西方文学是娱乐性的，外向型的，面对群众的。
张衡《归田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怀才不遇，不如归家。只有中国有这种文化价值观。
三、以史为文
西方的散文以小说为大宗，中国的散文则以历史为大宗，因中国向来以史当作文学看。司马迁解答了文学和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历史是客观的，以历史当文学，故小说和戏曲就不发达了。
四、天人合一
赋比兴是天人合一的意境。 天人合一，也即大自然和人的合一，此种哲学思想均寓于文学中，如：“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当我们沉浸在此种情调中时，不能说是写实文学，因为它不限时、地、人；也不能说其浪漫；且狗吠鸡鸣亦非泛神思想，亦非唯物观，此乃人生在大自然中之融洽与合一，是赋，对人生感觉到有生意有兴象之味，犹如得到生命一般。赋比兴，先讲别的，再讲人生，以及天人合一的意境，是中国文学的特色。
西方的神性，是依靠外在命运的安排，故闹成悲剧。中国的文学，如以戏剧来说，是无有悲剧，多数是走向团圆之路，所有没有史诗，神话和悲剧。
五、气
中国一切艺术均以气为主，与西方不同。《典论·论文》指出，“气”既指文学作品所展现出来的一种充盈流转的精神活力，也指作者的气质、才性、习染、志趣、德操等等主体精神内蕴。前者为作品之气，后者为作者之气。
六、文学与人生
中国的艺术产生于工业，是欣赏和应用不分，应用品与艺术品合一，文学和人生合一。
中国的人生在诗中表现，诗落实下来则为散文；西洋人生在剧中，落实表现则成小说。
西方人描写人生是别人的、社会的；中国人描写的人生则是将自己投入进去，材料均来自自己本身。西方人十分注重传记，中国人经常写作诗文，一生在这些文章中。
本文观点提炼自钱穆的中国文学史，仅用于交流学习，禁止用于商业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