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一）
1873年，梁启超出生在广东新会县一个“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人半为儒”的家庭里。虽然他们家十世为农，却有着良好的儒教传统。他父亲常教导他，立身处世，无非靠淑身与济物而已。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所以，梁启超的济世思想与他小时候的家教言传是分不开的。
在教育子女的问题，梁家上下是一致的。无论是祖父还是父母，对孩子从不会动粗，而是导之以礼，循之以德。梁启超在其母亲膝下生活了15年，只被狠狠打过一回，那是因为他说谎。他母亲知道后，把他按在大腿上，用藤条用力鞭打，边打边痛心地说：“你若再说谎，你以后便成窃盗，变成乞丐！人为什么要说谎？或者是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怕别人责怪自己做了，便谎称自己没做；或者是有该做的事而没做，怕别人责怪自己为什么不做，便谎称自己做了。不该做而做了，或该做而不做，已经是罪过了，如果是自己不知道罪过，还说得过去，以后知道了，或经别人提醒了，还可以改正。但说谎者是明知其罪过而故犯之，不仅故犯，还自欺欺人，自以为得计。人如果明知是罪过而故犯，且欺人而以为得计，则与窃盗的性质有什么不同？天下无恶，皆起于此！然欺人终必被人所知，将来人人都指着他说：这是喜欢说谎的人！则无人信他了。既无人信，最后不沦为乞丐都不行了。”
正是有这样严格的家教，梁启超的才能才会异于常人。他10岁参加县试和府试，均取得头名。12岁参加院试，便得补博士弟子员，成为一名秀才，也就有了功名。12岁的孩童，却已遍览《史记》《纲鉴易知录》《汉书》《古文辞类纂》《书目答问》等古今书籍，难怪一时被人传为神童。
1885年，梁启超前往省城求学，入学海堂。期间，他对乾嘉时代扬州段玉裁、王念孙等学者的训诂学深深着迷，埋头钻研，废寝忘食几近疯狂。当时的书院，对学业优秀的正课生，月有奖赏，名为“膏火银”。梁启超每月的膏火银不用于置衣饮食，而是全部换成了书籍，对于求知若渴的他来说，书籍仿佛永远都喂不饱他似的。16岁时，他既是学海堂的正课生，同时还是菊坡、粤秀、越华三大书院的外课生，堪称当年的超级学生，由此可见他的学习能力之强，确实异于常人。
1889年，光绪大婚，朝廷秋季开恩科乡试，梁启超赴试取得第八名，成为了一名举人。这一年，他还不满十八岁。这次的主考李端棻非常赏识梁启超的才华，料定其将来前途不可限量，便早作打算，将自己的堂妹许配给了他。对于农民出身的梁家而言，这样的因缘自然是求之不得，所以，梁启超也就于当年完婚，成为了李端棻的妹夫。这一切似乎预示着梁启超的未来一片坦途，但是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玩笑。1890年，他赴京师会试，却铩羽而归。无奈，他只好重回广州继续修习学问，沉浸于训诂学之中，以俟来年再考。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他这次回来，却因为一个人而改变了生平轨迹。
回广州后不久，因为同学陈千秋的关系，康有为进入了梁启超的世界。正是因为与康有为的接触，让梁启超对之前设定好的仕途之路不再看重。初识康有为的时候，梁启超对自己的才识学问非常自信，对康有为的态度是比较傲慢的，但是一番辩论之后，他不禁被康有为深厚的学识和深刻的见解所折服。从此他的态度开始转变，并拜康有为为师。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结合，是中国近代历史跳不过去的重要的一环，在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此两人肩力合作，渐渐走在救国图存，变法革新的路上。梁启超很庆幸自己拜康有为为师，自称在万木草堂的一年，是其一生学问最为得力的一年，奠定了他平生学术的基础。
师从康有为后，梁启超随即退出学海堂。但他生性好斗，还时常跑回去挑战那里的老先生，用康有为的观点与他们激烈辩论。这种场合，有点近似高僧辩经，真理愈辩愈明，不掺杂私人情感。梁启超在这种辩论中，触类旁通，巩固了知识，也锻炼了逻辑思维与表达能力。
在协助康有为办理万木草堂时，梁启超除了学习古礼，修习课程，讨论中国学术源流，研究西学、史学、各国政治利弊得失等外，还常常与同窗师友就各种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所谓事不说不清，理不辩不明，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让他对中国有了更深的认识，明白满清的腐朽已坏到骨髓，积重难返。而通过辩论锻炼而来的表达能力，也使他的思维越发缜密，思想也越趋成熟。与传统士大夫思想“学而优则仕”不同，梁启超虽然希望在社会上有所作为，却对当朝为官已不那么看重了。
1895年3月，梁启超告别万木草堂，告别他的求学生涯，和康有为一起到北京参加会试。但是这次赴京，与其说他是来赴试的，不如说他是来结交天下才俊的。所以，面对这次名落孙山，梁启超不但不感觉悲哀，反而因认识夏穗卿、张謇、谭嗣同等这些对后来的中国产生积极影响的人物而兴奋不已，竟是相见恨晚。他们常常像社团一样集结在一起，终日就古今中外、学事国事等一系列问题促膝秉烛而谈，相互交换看法。梁启超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们的思想真浪漫得可惊！不知从哪里会有那么多问题，一会发生一个，一会又发生一个。我们要把宇宙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但帮助我们解决的资料却没有，我们便靠主观的冥想，想得的便拿来对吵；吵到意见一致的时候，便自以为已经解决了。由今回想，真是可笑！但到后来知道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发生问题的勇气也一天减少一天了。”（《亡友夏穗卿先生》）虽然他们那时候想出来的解决方案未必对腐朽的社会有切实的帮助，但是他们的存在，却使沉寂的中国又重新焕发出了鲜活的生机，让人看到祖国富强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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