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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长卿

书接上回，我们沿着上篇的节奏，继续书写。

在上篇文章的快结尾之处，笔者经由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观，大致描述了并不单纯地以性别为依据的权力结构社会图景：

“此外，我们提到阴阳学说大概会想到的是相生相克，虽然对立制约，却又互根互用、交感互藏，正所谓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带着这样的思想反观其在两性关系中的对应我们会发现，在并不单纯地以性别为依据的权力结构中，性别的更易是被容许的——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文明‘差异的先验存在决定了差异是绝对的’。

这也是为什么‘花木兰’‘穆桂英’等女性英雄形象在中国民间是被传颂的，同性关系是不至于被批为恶堕的，而‘圣女贞德’和同性恋们在西方却得绑在火刑架上活活烧死。类似的，垂帘听政的太后、家族中‘恶毒’而强权的老母亲亦是这一结构的体现。

比如，‘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孔雀东南飞》”

荣受读者指出，在阅读这段文字之后，仍然无法准确地get到“不单纯地以性别为依据的权力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还有什么其他因素直接造成了东西方在性别权力结构上的差异？

先以太后与仲卿母的例子展开分析。在中国还存在着以长者为尊的文化传统，一如上篇所说，阴阳可以是男与女，同样可以是长与幼。故权力不由男性绝对垄断，某些情况下长者也能拥有。因此在老皇帝驾崩而新皇帝尚且年幼的情境之下，容易出现强权的太后；家族中的大老爷在去世之后，也常由老太太先暂掌大权。

再讲花木兰和穆桂英等女英雄，这些形象得以传颂的深层原因，较尊老文化更为复杂。这种文化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以屈原为起始的古代文人写作习惯——假借失宠的女性自居，从而表达政治场域的不得志。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余虽好脩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怨灵脩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离骚》屈原

结合前文阴阳观中的权力意味，古代君王乃唯一绝对之阳，也就是唯一纯粹的权力和法律，“寡人”、“朕”的自称，就从语言上把这种唯一性确定了下来。在这个绝对的阳面前，社会上的一切男性，不论尊卑，都只能处于阴的地位，士大夫阶层也不例外。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政治权力上不得志的士大夫们，以同样属阴的女性自居，借此抒发不满的行为便容易理解了。

相似的，这些女英雄形象的塑造与流传，与这样的历史文化特点息息相关——她们的事业并非是封建社会对女性的企盼，而是男性自身的梦想，她们在女性性别与男性作为上的合一，正是中国拥有广大政治梦想但不愿（也不敢、不具备能力）去追求的男性成员们，在属阴地位上对属阳梦的自嗨式满足。

以上，文章及补丁内容，就将第四爱中无法回避的性别问题串入讨论，从历史源流处思考，试图勾勒性别秩序形成的底层逻辑，做一个简单的开始，为今天的“打靶子”和后续的系列文章留足铺垫。

02.

批判之刻

尽管剖析了性别差异的文化起源，但这好似并不影响“男女有别且应当根植在方方面面”（这同时体现在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两个层面）的想法依然是当今的主流。时至今日，一直有刺耳且仿佛不容置疑的声音告诉我们、试图规训我们道：

作为男性就应该具有诸如精神的、理性的、勇猛的、富于攻击性的、独立的、理智型的、客观的、擅长抽象分析思辨的等特征；

作为女性就应该具有诸如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依赖的、感情型的、主观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等特征。

这套期望体系，对两性的行为范式也做出了种种或显或隐的规定：男主外女主内、男生产女生育、女性生产美男性消费美等等等等，在两性关系中的更是如此。

此类“规范”虽然在今天已饱受诟病，特别是在我们四爱人群体内，对此有非常多的批评。但若只停留于批评无异于隔靴搔痒——我们同样被这股巨大的惯性裹挟着生活多年——尝试进一步挖掘一些问题，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解构当下、书写未来。

1.现有的性别体系是如何被建立的？

2.在今天它又以何种论据为主要支撑？

3.我们又应当如何言之有理地反对？

二元性别秩序的文化起源已在前文得到简单把握，而这一秩序得到事实确立并逐渐深化的历史脉络，却又是一个需要展开讨论的大话题，并且东西方的这一历程各有特色，都有非常大的研究空间，长卿只恐笔力不胜，难以掌控，姑且就当做交代了开头回答了一半，挖下大坑一个，留待后续的系列文章慢慢道来，此刻先进入到后两个问题。

2.1

生理即命运

得势者永远不会轻易放弃来之不易的种种便利，为给不平等的性别秩序寻求某种“合法性”的支撑，他们试图寻找“科学”的证据与“理性”的说辞来为其背书。而在性别差异决定了权力差异的西方，用解剖与生理的知识加强这一认知以维持秩序，便成了卫道者们的首选策略，生理决定论应运而生。

人类生理性别的基本变量无外乎染色体、激素、内生殖器、外生殖器、脑。抛开可能通过“阉割恐惧”“菲勒斯崇拜”等精神分析途径影响性别形成的内外生殖器，并将其对机体的直接影响归纳至其他几项，那么可以高度概括地说，影响性别的生理因素有三大类：染色体、激素、大脑结构。围绕着这几点确立的生理性别则被认为是自然的分类，这一分类又常常被概括为几个档次的性征区别：

第一性征包括染色体、性腺、生殖器；

第二性征包括肌肉组织、体毛等；

第三性征包括心理、行为、习惯、志趣、气质等方面的特征。

相应的，生理决定论者们的口号是“生理即命运”，这种观点认为，人生而有激素、解剖学和染色体的不同，女性先天就是比男性更麻烦的生殖角色，男性表现出男性气质的心理特征，女性表现出女性气质的心理特征，而社会应当维护这一自然秩序，使男性在各个领域保有相对优势甚至统治地位。

有趣的是，有关上述的论证在历史中闹出过不少洋相，也存在不少反例，让我们不免对这种本质主义的生理决定论断产生质疑。

关于染色体性别，第23对染色体直接决定了人的第一重生理性别，XX与XY。不可否认，X染色体和Y染色体有着很大的差别，但若跨个体比较，其他45条X染色体的差异才是真正的难以估量，你无法说造成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特质的仅仅是第23对的这一条X与Y。

关于激素性别，生理决定论者相信是激素造就了男女身体的不同。那些有犯罪、吸毒、暴力、虐待倾向的男性，雄性激素水平较高，攻击性行为程度较高。雄性激素水平高还导致了热衷于争夺领导权、企图影响或统治他人等。然而亚马逊女战士、女将军、女皇等的存在似乎不能被很好地解释，至少她们的雄激素水平，大概率是依然低于男性平均水平的。

关于脑性别，更是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科学研究”。19世纪。解剖学家发现女性比男性脑子体积小，于是这一点成为当时女性智力低下的依据。后来，解剖学证明脑体积与身高体重有关，与性别无关，即脑体积的大小仅仅是身高体重不同所导致的。讽刺的是，按相对脑重衡量，女性的每公斤体重的脑重还比男性的高（23.6 : 21.6）。科学研究的结论是：“没有证据能证明才智与脑重之间有密切关系。”

于是科学家们放弃了脑体积脑重与智力关系的性别差异学说，转向脑内不同部位之间的差异。开始时科学家认为额叶专司智力，因此说男性大脑的额叶大于女性，女性的额叶较小而顶叶较大。后来研究发现顶叶专司智力功能，与认知过程相关，这些科学家又改说为男性的顶叶大于女性，或者说女性的顶叶比以前所发现的要小。[1]最后，学者们一致认为，脑体积和脑内各部分均无男女差别。[2]

[1]Nadeau, R. L S/He Brain, Science, Sexual Politics, and the Myths of Feminism.Praeger,Westport,Connecticut, London, 1996.

[2]Nelson. E. D. and Robinson, B.W.Gender in Canada. Prentic-Hall Canada Inc. Scarborough, Ontario, 1999.

目前较为流行的研究结果和认识是“功能区侧重理论”“左右脑理论”等，这些认知，相对中性地阐述了两性脑生理方面的部分差异，在今天有很大的接受市场。但长卿认为这些研究和结论仍然没有摆脱本质主义的桎梏；也没有很好地排除社会混杂因素的影响和因果倒置的可能，无法将二者建立起强有力的因果连接。

--未完待续

全文主要参考书籍

［1］《超越身体边界》[意大利]西尔维娅·费代里奇

［2］《第二性》[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3］《浮出历史地表》孟悦、戴锦华

［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5］《逊色：科学对女性做错了什么》[英]安吉拉·萨伊尼

［6］《论犹太人问题》[德]卡尔·马克思

［7］《女性主义》李银河

［8］《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美]玛格丽特·米德

［9］《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日本]上野千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