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八十年代是什么？《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朱伟写道：
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样“轧”着马路的时代。大家都被创新的狗在屁股后面追着提不起裤子，但都在其中亲密无间其乐无穷。
八十年代，是朱伟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去见另一个作家的年代。在此期间，他相继在《人民文学》推出莫言、余华、苏童、刘索拉、阿城、格非等一大批作家。2013年，朱伟开始在博客中写《我与八十年代》，期望以自己的生活轨迹回忆那个时代的每一个节点，记录与一位位作家交往的过程。
本书是朱伟三年阅读和写作的结晶，他逐一重读了活跃在八十年代至今的重要作家的经典作品，条分缕析，系统解读了王蒙、李陀、韩少功、陈村、史铁生、王安忆、莫言、马原、余华、苏童10位标志性作家的作品，让读者能够通过一篇文章读懂一个作家。
作者简介
朱伟
《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微博粉丝225万。
1978-1983年在《中国青年》杂志做记者、任文艺部编辑。
1983-1993年在《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室任编辑、编辑部副主任。
曾在《人民文学》推出莫言、余华、苏童、刘索拉、阿城、格非等一大批作家。1988-1989年在《读书》杂志撰写《最新小说一瞥》专栏，主编《东方纪事》杂志。因爱好古典音乐，1993年到三联书店创办《爱乐》杂志，并编著大型工具书《音乐圣经》。1995年9月起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代表作：《考吃》《有关品质》《微读节气》《四季小品》等。
目录
自序
王蒙：不仅仅为了文学
王蒙1983年7月1日到《人民文学》上任时有个就职演说，没有慷慨陈词，反复强调他只是个作家，很低调。他的上任，意味着八十年代的文学革命真正登堂入室，意味着《人民文学》将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李陀: 文学的地平线
李陀是他那代人中，罕见不断在甩开他人前行的。李陀那时牵连着四面八方，1985年“文学革命”中的众多重要人物，比如马原，那时是李陀家里常客，莫言也去过。各地来京的作家、评论家、找稿子的编辑，都会到李陀向一切人敞开的家里。李陀家因此成了一个川流不息的文学交流所。
韩少功：仍有人仰望星空
韩少功是少有极有自己定势的作家。他通过“寻根”寻到了楚文化，这个“根”，是贾平凹从秦汉、李杭育从吴越中都未能意识到的。难得是，韩少功从楚辞中找到的桥梁，巧合了拉美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
陈村：那就和自己好好玩一场
陈村让儿子记住“父亲的村庄”，他说，“在你走向生命尽头的时候，自然也会有一两个你的村庄。人可能永远需要村庄，人在村庄中是坦然的。”村庄是精神寄付处，无论那里是贫困还是丑陋。
史铁生：有限中无限的可能性
我一直相信地坛与他是建立了某种关系的。我能理解，他是如何在这里，于雨后满园草木的竞长声中，苦苦思索“生而本不平等”；如何在这里，在对游乐场上孩子们欢笑声的呆滞凝视中，找到抚慰自己的理由。在那些阅历无穷、伛偻着无需言语的古柏面前，才懂得了人生其实是如何不足道，是地坛的气场抚平了他心里的伤痕。
王安忆：我们以谁的名义
王安忆的中篇确实比短篇好，长篇又比中篇好。为什么？因为长度足够使她放松。她是一个马拉松选手，跑马拉松的人不宜短跑，靠耐力。王安忆就属于越跑越好的人，这是她的个性使然。
莫言：在深海里响亮沉重地呼吸
莫言的强大，就在他这种非凡的叙述繁衍力，我称它为“令人恐惧的发酵能力”。在1985年，他的才华就像冲决了闸门那样激扬迸射，飞珠溅玉，似乎只需一个意象繁衍，一部几万字的中篇小说，就如舒展地吐出一口长气而已。
马原：十字路口想象的甜蜜
1985—1987，马原与莫言一样光彩夺目。马原吃亏，大约就亏在他追求的形式需要读者的智性解读，这给许多读者理解他的真实意图制造了障碍。
余华：温暖与百感交集的旅程
余华的写作特点是“锋利”，砺乃锋刃，这锋利指他能锐敏切割出现实的断面，让你直视筋髓组织。好刀锋利不见血。
苏童：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
一个作家，长篇小说可能显示的是气度，短篇小说则要在角度选择中显示智商与情商。苏童的短篇构思，可能很得益于他在广泛阅读中，对短篇在有限空间里表达游刃有余回味的兴趣。
前言
自序
我一直说，此生幸运，是在还年轻时，亲历了八十年代的文学革命；是在还年富力强时，又亲历了一个媒体崛起的时代。
八十年代是我的文学年代。我的八十年代始于1977年冬进《人民文学》当实习编辑，那时我是个户口在黑龙江的知青。我要感谢把我引进《人民文学》的，时任《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涂光群，是他带我走上的编辑工作岗位。
我一直说，我在八十年代的幸运，是因在《中国青年》遇到了时任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又因为王蒙而回到了《人民文学》。我是因为《人民文学》解决不了户口问题，才进了1978年正筹备复刊的《中国青年》，有幸经历了《中国青年》复刊事件，成为思想解放运动初期，朝气勃勃的《中国青年》集体中的一员。回到《人民文学》，是因为王蒙说：“你要做文学编辑，还是到《人民文学》吧。”我就随他回到东四八条，亲历了《人民文学》辉煌的1985、1986，成为1987年一二期合刊的当事人。
当一切都成为过去时，每一个时代，都成为了生命中的一段坐标。八十年代是什么？我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在网上到处流传——
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样“轧”着马路，从张承志家里走到李陀家里，在李陀家楼下买了西瓜，在路灯下边吃边聊，然后又沿着朝阳门外大街走到东四四条郑万隆家里的时代。从卡夫卡、福克纳到罗布﹒格里耶到胡安﹒鲁尔福到博尔赫斯，从萨特到海德格尔到维特根斯坦，那是一种饥渴的囫囵吞枣。黄子平说，大家都被创新的狗在屁股后面追着提不起裤子，但大家都在其中亲密无间其乐无穷。
那时，我和何志云住在白家庄，张承志住在三里屯，李陀住东大桥，李陀坐两站路公共汽车就到我家了。郑万隆住东四四条，史铁生住雍和宫大街，阿城住厂桥，在一个城市里，彼此距离都很近，骑着一辆自行车，说到就到了。更重要是，那时的亲密无间，彼此是可以不打招呼，随时敲门都可进去的；是可以从早到晚，整日整夜混在一起的。我还清楚记得，早晨我骑车去阿城家里，他总在被子里瓮声瓮气说：“催命鬼又来了？”傍晚去，他则总不在，桌上有留言：“面条在盆里。”
整个八十年代，我的文学履迹，就是骑着一辆自行车，每周一遍遍地巡查全城每一家书店，搜寻书架上能跳入眼帘的新书的过程，几乎每一家书店，都留有如获至宝的记忆。然后就是，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去见另一个作家，从相识到相知，媒介都是读书的话题。因此，我的八十年代记忆中，满是那辆绿色的凤凰牌自行车的印象。那原是我太太娘家以很多张工业券买下来的产权，结婚时我太太从家里骑过来，成为我们小家的财产，因是男车而成为我的交通工具。我骑着它穿过一条又一条胡同，避开警察，送儿子去幼儿园。冬天的寒风中，那双小手紧紧抓在车把上。一次他的脚没蹬住竹椅，卷进了前轮，我俩一起被紧急制动摔出去，他的脚卷在轮里，脸被冻硬的路面蹭破，幸无大碍。骑自行车的冬天总是格外刺骨，下雪化过又结上冰，路上就是纵横交错的一道道浅浅深深的冰坎。我记忆深刻是，那一个夜晚我骑车从白家庄去和平里，给影协的陈剑雨送刚写完的《红高粱》的电影剧本初稿。那时的自行车已是老年，处处毛病了：车把是松的，每在冰弄里遇到坎，随时都像要摔倒，但硬是在冰坎中歪歪扭扭地走了过去。还有的骑自行车记忆，则是编《东方纪事》时，我骑着它，到阜成门外找钱刚，到蓟门桥找李零，再到北大找陈平原，那是八十年代末了，居住范围扩大，相距已经远了，骑在自行车上，从最东端到最西端，已经觉得累了。有时，骑着骑着，睡着了，一个激灵，吓一大跳。这辆自行车陪伴了我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送儿子上补习班停在楼下，它终于被偷走了。
那正是些年轻而值得回味的日子。
我曾在博客中开始写《我与八十年代》，期望以我自己的生活轨迹回忆那个时代的每一个节点，记录与一位位作家交往的过程。结果，开了个头，就因为还在岗，工作繁忙，放下了。退休后，《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李鸿谷邀我写专栏，他希望我写写八十年代熟悉的作家们，对他们的作品作一个系统梳理、解读，于是就有了这些文章。尽管有些作家还未写到，也未能做到系统，总算也将我与这些作家的交集记录了下来。这其中，我更在意对他们的作品、他们创作轨迹的解读，或许这些解读能有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些作品，这正是一个编辑应该做的工作。
有人说，这其实是一部，一个个人经历的，八十年代文学史。我想，也许，再花几年时间，涉及的作家更广泛些，才能形成系统与规模。且，一部文学史，还必须对八十年代各阶段社会背景的烙印作出反应，因此，这本书，只能算一个开端，一个基础。
总是心有余力不足。时间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故能完成的总是有限，这是我一直的嗟叹。
是为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