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见到冬梅的时候，她已经有了7个月的身孕，双手托着腰，呵护肚子里的小宝宝。

我问她，孩子想好名字了吗？

她说，我没文化，想不出什么好名字，你是高材生，不如帮我想想。

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几百万分之一，何德何能呢？刚想把话说出来，但悬崖勒马，刹住了。

我突然意识到，大学生这三个字，对于冬梅而言，并不是普普通通，而是不可企及的渴望，至少，以前是的。

冬梅是我的发小，我们从四岁开始就认识了。

作为一个男孩子，自然拥有高达之类的玩具，但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妈妈还去买了一些芭比娃娃放在家里面，虽然我对一切东西都充满好奇，但我能想象到一个男孩子拿着芭比娃娃蹦蹦跳跳不堪入目的场景，所以，我只远观，不亵玩。直到我有了很多“女朋友”经常来串门。感慨万分，我明白了母爱的伟大。而冬梅，就是我众多女朋友之一。

她每天都来，没有节假日，朝九晚五，从不迟到。

至此，高达与芭比便大战了500回合。

在老家，孩子们的娱乐方式无非就是上树下河。

桑树结满果实，它们娇羞地躲在桑叶后面，可是红得美丽，身躯暴露无疑，让人想要一把塞进嘴里。

冬梅拖着一个小竹筐说，你负责摘下来，我负责吃。

我起初当然拒绝了她如此无礼的要求。但迫于她的淫威，我妥协了。

心想，我是男生，就让着点她。

我手短脚短，只摘了十二颗桑葚就下树了。

冬梅拿了四颗，说剩下的给我。

我问她，为什么不是三颗或五颗呢？为什么呢？

她说，也行。 然后从我手里又夺走了一颗。

我直接傻眼，干瞪着她，呀呀喂！

四巷街后一条小溪，水很清澈，可以看到底下的鹅卵石。特别是在午后时刻，阳光洒在水面上，像是铺满了蓝宝石。

冬梅拖着一个小水桶说，你负责抓鱼，我负责扛回家去。

又是如此无礼的要求。

我想，我是男生，就让着点她。

无奈我没有任何工具，单凭一双小手。鱼的身子滑溜得很，即使抓住了，它也会轻松地挣脱开来，溜之大吉。

我说，梅梅，鱼我抓不到了，送你点水。

我把溪水泼在她的身上，即便她用双手挡着。那天她穿白T恤，湿了。

我愣了两秒，然后大喊，粉红色肩带！

冬梅一脸通红，把我从小溪里拉上来就是一顿毒打。

夕阳西下，我捂着手脚回家。

自此以后，我们便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我们没有去过远方，所有对于外面世界的认知，都来源于我家那台电视机。

跨世纪的那天晚上，冬梅坐在我家电视机前看央视第18届的春节联欢晚会。

她看着电视屏幕出神，我看着她，灯光铺在她的肩上和长发，而远方的光芒撒在她的眼里，她憧憬着外面的一切。

她经常跟我说，她想出去，真的想出去。

为了纪念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跟冬梅跑到街口那家杂货铺买了两根迷你烟花棒和一包五颜六色的口哨糖。一根烟花棒大概可以放出五六个小小的烟花，我把一颗口哨糖放嘴上，冬梅用打火机点燃烟花棒的导火线，每放一个，我就吹一次哨，直到烟花放完了，我就把口哨糖嚼碎，吃掉，水蜜桃儿味的。

我们坐在街口的青石板上，看着被烟花点亮的乡村天空。

冬梅说，我一定要考上大学，然后到外面看看，你来不来？

我说，来来来！

好，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我们拿了两颗口哨糖碰在一起，干杯。

人生的转变总是猝不及防。

我来了，但她还没来。

在八岁那年，我搬家了。

搬家的前一天，我左手拿了一本丽江游记，右手拿了一个芭比，跑到冬梅家门口，把她喊出来。

我跟她说，我要走了。

她问我，去哪？

我说外面，这是游记，这是你最喜欢的芭比，送给你。

冬梅看着我，没把东西接过手，就放声大哭了。

冬梅妈妈跑出来，一脸茫然地看着我们。

我说，阿姨我没有欺负她。

冬梅居然指着我说，他欺负我！ 他欺负我！ 然后跑进屋子里。

我不知道冬梅的眼泪是对昔日战友的些许不舍，还是心有不甘。

是，我想了想，我确实欺负了她，曾经冬梅邀请一个人一起走天涯，而那个人却抛弃了她，是我。

我把游记和芭比塞进了阿姨的手里，跟阿姨道了声别。

恰逢雨季，打湿了一片记忆。

再见了，梅梅。

再见了，芭比。

从那以后，我便很少回到老家了。我跟冬梅偶尔联系，也是通过电话。

但有了距离，没有了共同话题，有时难免语塞，两边都安静下来，闹得尴尬。

每次通话我都会跟她说，你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就可以走出来了。

她说，你相信我吗？

我相信，我一直都相信。

我相信了九年。

冬梅确实很努力，但她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很漂亮。

她的家境不太好，大哥上的又是二本院校，学费要好几万，二哥在上高中，眼看也要上大学，经济上有点紧张。

加上她的奶奶年事已高，需要照料。

阿姨考虑再三，跟冬梅说，要不，就不读了。女孩子，以后找个好人家嫁了，也一样。

这是农村上一辈人的普遍想法，娶个好老公，一生都轻松。

但，这怎么会一样呢？

冬梅没有说话。

那天晚上，她跑到街口的青石板上打电话给我，名字还没叫完，哗哗哗地就哭了。

她是个懂事的女孩，知道自己的家境情况，没多言，没反抗。

她说她没在阿姨面前哭，怕哭了阿姨心里不好受，但自己也难受，所以来找我哭。

我说，你哭吧，我陪你哭。

她在电话那头哭了半个多小时，声音都哑了。我听着难受，但我只能难受，却帮不了她什么。

那年，她17岁，辍学了。

从此，任何高考的改革都与她无关，她的世界只有一针一线，一盆一碗。

她就在无形的囚牢里，没有逃离的勇气和能力。

兴许我给得了她勇气，但却给不了她能力。

我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她在哪？

我在灯红酒绿的地方，她在哪？

如今我身在璀璨都市，她又在哪？

我在她曾梦想的远方，而她，依然在四巷街口的青石板上。

我看到她在那里说......

我一定要考上大学，然后到外面看看，你来不来？

我来，你来不来，你能不能来，我希望你来。

从那以后，冬梅没怎么联系我了。

我也不敢打给她，不敢询问她的近况。

直到这个信息在我脑海炸开了。

2015年，冬梅跟一个比她大四岁的男生谈恋爱，安全措施没做好，意外怀孕了。

男生说，他还没准备好。但冬梅坚决要生这个孩子，男生只得妥协。

起初她没敢跟家里说，直到小腹微微隆起，她才坦白。

阿姨狠狠地甩了冬梅一巴掌，说全家的脸都被她丢光了。

阿姨坐在那里哭，冬梅站在那里哭。

特别在乡下，未婚先育总会让人所诟病，指指点点，一瞬间就成了千古罪人。

男方母亲也知道了，叫他们先去测生辰八字。

这个决定的言外之意，如果男女双方八字合得来，那就结婚；如果合不来，那就坠胎，老死不相往来。

妈的。

之后，他们寥寥草草地结了婚。双方八字勉强相合，才让冬梅免受皮肉之苦。

冬梅的婚礼没有邀请我，她说我上课忙，还要请假，不想浪费我时间。

但我了解她，她只是不想让我看到她现在这个样子，一个穿着婚纱的准妈妈。

2016年，我回到老家，见到了冬梅，她已经有了7个月的身孕，双手托着腰，呵护肚子里的小宝宝。

我问她，孩子想好名字了吗？

她说，我没文化，想不出什么好名字，你是高材生，不如帮我想想。

我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几百万分之一，何德何能呢？刚想把话说出来，但悬崖勒马，刹住了。

我意识到，大学生这三个字，对于冬梅而言，一点也不普通。

我在想，如果当初冬梅试着叛逆试着反抗，她的生活是否就会截然不同。

也许她在某个大学上课。

也许她搭着4号线地铁，在大学城南下车，打了个电话，让我去接她。

也许她有自己灿烂的理想，义无反顾地搭着火车去寻找丽江五一街文治巷的火塘酒吧。

也许，她会有青春，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该有的青春。

我知道，一切的也许只是在自我逃避。

我大一，她已为人妻。

再过三个月，宝宝就要出生了，我突然有些话想跟他说：

宝宝，以后你长大了，不要觉得你妈妈没有过多的见识和文化。

你要原谅她，体谅她，爱她， 因为你妈妈在年少的时候，也曾以梦为马。 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浪迹走天涯。

只可惜，没人给她勇气，没人给她能力。

宝宝

你一定要好好爱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