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姥一辈子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我母亲头胎二胎是我和妹妹两个女儿。母亲的三胎是翘盼着生个儿子。记得母亲肚子，看上去还没有大起来的时候，穿着不平常的衣服，一条灰色的大肥裤子，一件白底红花的中式便服上衣（那是专门怀孕时穿的衣服），微笑着坐在椅子上，喊着我和妹妹的名字：“石头、二胖，快来听听，小弟弟在妈妈肚里干什么呢？”我和妹妹都把脸贴在母亲肚子上，好奇地搜索着小弟弟，这是母亲让我们姐弟人生中的第一次亲亲。这更是我记忆中母亲最开心的模样，就是60年过去了，母亲当时的美丽依旧在我的眼前。                                      翌年三月大弟弟出生了，母亲和弟弟还在妇婴保健院没出院呐，父亲就买回一个特别漂亮的大花搪瓷盆，预备给弟弟洗澡的。父亲进门通报姥姥：“大喜大喜！”当天母亲抱着弟弟在父亲的搀扶下回家了。从那天起，我们家因为弟弟的加入，更热闹了。母亲三年之后又给我们生了二弟。母亲也常常得到姥姥的夸赞：“小凤芝儿女成双成对。”意思说母亲比她强。      大弟弟小时候，因为闹粮食灾荒，母亲营养不良，加上工作辛苦，没有奶水喂饱弟弟，弟弟饿得很瘦。母亲的学生家长，把自己养的羊挤的羊奶，每天送给弟弟喝。姥姥就把藏在枕头里的金戒指，不断地拿给送羊奶的学生家长作为交换。后来，母亲又继续拿金戒指换炼乳，换高干粉喂弟弟。尽管那年月路上饿死很多人，妈妈的学生也都有浮肿的，但我的弟弟虽然不胖，还算茁壮成长。母亲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工作更加努力。母亲的课在全校范围内做公开教学，在全区做公开教学，在全市做公开教学。母亲晋升为三级教员，工资66块5毛，比校长挣得多，比我父亲62块还多。真是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母亲不是一般的人，是血仇子女。这在那个奇葩的政治色彩浓重的年代，母亲能有这样出息，应该算是传奇。                          母亲课讲得好，母亲教的班级在学校里名字叫“小宝塔”。母亲的仪表仪态堪称端庄严厉的样子。在我的记忆里，母亲要求我走路要靠右侧，在学校如此，在家倒垃圾也是如此。母亲训练我走路两腿走一条线，我总是不能让母亲满意。后来我长大了才发现我是天生O型腿，难怪换不来母亲的满意。可能是当时孩子多，母亲工作忙顾不过来研究我为什么总是走不好路。                        文革来了。母亲无论是因为教“小宝塔”；还是血仇子女；还是大鸣大放言论不妥，总之，母亲挨斗了。母亲被扣在学校楼里的厕所里，不让回家了。我作为大女儿开始每天每顿给母亲送饭。红小兵在校门口拿扫帚扫我的脸，我也要去给母亲送饭，因为饭里面有父亲给母亲的字条，上面写着“相信党”。记得一次，我送饭看到操场上一排带高帽子的牛鬼蛇神都在挨斗，每个人满脸都是黑墨，完全认不出哪个是母亲了。那一天是我心里最紧张的一天。那天的饭没有递到母亲手里，饭放在操场的地上，我就被红小兵赶出校门（红小兵有的是母亲的学生，有的就是我的同学赵家林、王凯等）。后来，听说母亲上学时的老师（老大姑娘，没有结过婚），在49中学的任教的老师，那天也被揪到朝阳一校和母亲一块挨斗。之后，这个老师就跳学校户外的大厕所淹死了。可能还有更多的惊悚情节我不知道，母亲被放回家后，仪表仪态发生了根本变化。母亲开始不再是端庄严厉的样子。见谁都是点头哈腰，直到文革结束给母亲平反，她还是不改见人点头哈腰，近乎低三下四的样子。为此，我还在没人时跟母亲喊过“干啥那样？”母亲啥都不说。我明白，母亲对时局拿捏不好，怕自己言语不当，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母亲平反了，开始整“三种人”了。斗母亲最积极的毕亚平老师、杨希峰老师是当然不让的“三种人”之一和之二。当有人来母亲这里取证毕、杨斗人打人的材料时，母亲没有按常规出牌，母亲说：我挨斗时，他们都是师范没有毕业的学生，文革是运动，他们只是学生。母亲拒绝给他们出任何黑材料。后来我陪母亲上六院看肾炎病时，见到杨希峰老师，他哈下高大的身躯和母亲握手，肢体动作无不滲透着对母亲的尊重。                        1969年，我们随母亲父亲又经受了下放改造的考验。母亲每天骑自行车几十里路跑养猪积肥。虽然很苦很累，但是母亲有父亲的健壮和勇敢，并没有什么沮丧和落魄。很快我们姐弟四人每人的衣服缝里都长满了大小不一的虱子。母亲每每都要非常仔细地捉拿虱子，最后还要用开水烫、煮衣服。尽管母亲十分尽力虱子还是骚扰了我们很长时间。1972年我们全家随父亲回沈阳了。全家住在机关幼儿园院里。母亲见人依旧点头哈腰谦卑之极。我不再对母亲的肢体语言对抗。因为，我已经18岁了，也从经历中悟出点什么了，世事难料啊，不知道哪个胡同冒出一个爹来呀！不怕不行啊。所以夹着尾巴做人（孙子点）能提高人生一路顺风的概率。我们都长大了，母亲开始关心我们的未来，关注妹妹弟弟的学习。父母说党的政策好了孩子们可以考大学了。母亲骑自行车到处淘拢学习资料。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看见母亲骑车回家，脸红红的，衣服腋下都是汗湿印，母亲拿出资料（题）说是从铁西同事那里给弟弟弄来的。同时，母亲从兜子里拿出已经喝光了的装白开水的玻璃汽水瓶子。母亲没上过大学，她希望儿子能读大学。她只是一个合格的小学教员，一个没有高等学历，不认输拼命学习努力比肩中学教员，而不误人子弟的老师。弟弟聪明，尽管下乡、回城几经颠沛的童年少年时期，学习环境不好，可是一猛劲就考上大学了，成绩还不错。区政府家属宿舍里，弟弟一鸣笙歌方显出类拔萃。记得那时母亲在家里总是情不自禁地乐呵呵，而在外面母亲依旧遇人谦卑。我结婚，母亲没有暂新的嫁妆给我，只是把她结婚的红段子绿段子被面和白布被里子送给了我。还有母亲结婚穿的红毛衣。母亲告诉我：“你不是家里的重点”。母亲的话我并不生气，因为我特别理解母亲的重男轻女，习惯母亲的态度。我生孩子了，因为婆家没有暖气屋子冷。母亲怕婴儿因寒冷得婴儿硬皮病，便把自己的床腾出来，让我和莹莹在娘家坐月子。这是母亲打破陈规陋习对我的最大疼爱。我深深地感受到母亲是关爱我的。没写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