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小年，灶糖是父亲从镇上赊回来的。
腊月二十三，天还没黑透，父亲推门进来，棉袄上落满雪。他把油纸包往桌上一放，不说话，先把手伸到炉子上去烤。
我认得那个包法。供销社的售货员老周才会这么包，棱角分明，麻绳十字捆，系一个活扣。母亲看了一眼，没问价钱，转身去熬粥了。
父亲烤了半天手，才把纸包解开。六块灶糖，整整齐齐码在白纸上，糖霜亮晶晶的，像刚落的雪。
弟弟伸手要抓，父亲轻轻挡开：“先给灶王爷。”
他搬来梯子，爬上灶台，把两块灶糖并排贴在灶王爷画像的嘴边。贴完又端详了一会儿，怕掉，用手指按了按。
“灶王爷吃了糖瓜，上天言好事。”父亲背对着我们，声音闷闷的，“多说好话，明年雨水就足。”
那年旱了一夏，玉米秆长得比人矮。
剩下的四块，父亲分给我和弟弟一人两块。弟弟那块攥在手心，糖化了，顺着指缝往下淌。他急得直舔，舔完手背舔手心，舔得满脸都是亮晶晶的糖渍。
我没舍得吃。我把灶糖藏在枕头底下，夜里睡觉都闻得到甜味。
母亲叫我吃饭，叫了三遍。我趴在被窝里，隔一会儿就把糖拿出来看一眼，确认它还在。炕烧得太热，糖有点软，我怕它化了，又挪到窗台边。
窗玻璃上结了冰花，灶糖搁在那儿，像一块琥珀。
母亲进来送热水袋，看见窗台上的糖，愣一下，什么都没说，把热水袋塞进我被子里，又出去了。
那天晚饭是白菜炖粉条，没有肉。父亲喝了两碗粥，忽然说：“等开了春，我去把后院那分地翻一翻，种点芝麻。”
母亲没抬头，往他碗里夹了一筷子白菜。
“芝麻产量低，不划算。”母亲说。
“孩子们爱吃灶糖。”父亲说。
弟弟已经困了，脑袋一点一点，手里还攥着化剩的半块糖。父亲把他抱到炕上，替他脱了棉裤。棉裤膝盖处湿了两块，是白天在河沟上滑冰弄的。父亲把手捂在湿的地方，捂了很久。
我后来才明白，他是在用自己的体温把棉裤焐干。
夜里我起来上厕所，路过堂屋，看见父亲一个人坐在灶台边。他没开灯，灶膛里还有一点余烬，映在他脸上，忽明忽暗。
灶王爷画像上的糖还在。父亲伸手摸了摸，糖已经硬了，牢牢粘在纸上。
他收回手，放在膝盖上，就那么坐着。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是来年的雨水，也许是后院的芝麻，也许只是这六块灶糖欠老周的账，什么时候能还上。
很多年后，我在城里过小年。超市里成盒的灶糖，包装精美，口味齐全。我买了一盒，拆开尝了一块，太甜，甜得嗓子发紧。
我把那盒灶糖搁在窗台上。
窗外没有冰花，楼下车水马龙，没有人欠谁一毛钱的账。可我就是突然想起那年小年，父亲烤手的背影，母亲夹白菜的筷子，弟弟舔不净的糖渍，还有堂屋里那一点明灭的炉火。
我拿起手机，想打个电话回去。
拨通之前，我又挂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问父亲今年的灶糖够不够甜？问母亲后院还种不种芝麻？这些话到嘴边，都轻了，都远了。
我只是又想起那四块灶糖。
弟弟那两块全化在手心里了，我的两块藏在枕头底下。第二天早上醒来，窗台上的那块冻得硬邦邦，枕头底下那块被炕烙得扁平，糖稀从油纸缝里渗出来，洇湿了一片枕头布。
我舍不得扔，把糖稀一点点舔干净。
那年小年，我还是吃到了灶糖的味道。不是一块，是两块。一块凉的，咬下去硌牙；一块热的，烫过舌尖就化了。
都是甜的。
那年灶糖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