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号称“卧龙”的诸葛亮，人们心中的“神机妙算”，神一样的人物，曾六出祁山，直至病死五丈原，却每次都失败？看完本文也许能获得一些启示。
原文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而索其情。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
译文
因此，必须通过敌我双方五个方面的分析，七种情况的比较，得到详情，来预测战争胜负的可能性。
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道，指君主和民众目标相同，意志统一，可以同生共死，而不会惧怕危险。天，指昼夜、阴晴、寒暑、四季更替。地，指地势的高低，路程的远近，地势的险要、平坦与否，战场的广阔、狭窄，是生地还是死地等地理条件。将，指将领足智多谋，赏罚有信，对部下真心关爱，勇敢果断，军纪严明。法，指组织结构，责权划分，人员编制，管理制度，资源保障，物资调配。对这五个方面，将领都不能不做深刻了解。了解就能胜利，否则就不能胜利。
古今解读
这两段为《始计第一》中的第二、三段，揭示了战争之前需要考虑的五个要素——道、天、地、将、法。同时说明了战争前的一个重要准备，那就是“计”，这里的“计”说的不是“计谋”，而是“计算、分析”。
《孙子兵法》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在现实中，却是无法达到的理想境界，相反，要时刻准备战争，战争才是维护和平的唯一手段，没有战争能力的国家注定被挨打。
既然不得不打，那就打吧！但在打之前必须分析这五个要素，“五事”是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
道，不同于《道德经》中的“道”，这里指的是“人和”，也就是上下思想统一。“道”并不表明战争是否正义，中国的近代史，列强的入侵，他们发动的侵略，完全是非正义的战争，为何我国却割地赔款求和？其主要原因就是各列强统一了思想，要瓜分中国，而我们国家内部却是军阀割据，内战不断，很明显，在“道”这一层面，我们就已经失败了。
“攘外必先安内”“家和万事兴”“二人同心，其力断金”“人心齐，泰山移”……后世这样的名言警句太多了，现在看来，正与《孙子兵法》的“道”不谋而合，同样表达了思想统一的重要性，也告诉我们为人处世时，要与人为善、和气生财，国家治理、企业经营管理也是如此。
天，指的是“天时”，昼夜、阴晴、寒暑、四季更替。在冷兵器时代，天时显得尤为重要，自然的力量不可估量。
唐代杜牧经过赤壁时留下一对佳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意思是周瑜你这小子，要不是东风助你一臂之力，你老婆和大姨子早就被掳到曹操的铜雀台了。周瑜借助“东风”，用火攻创造了奇迹，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至今仍传为佳话。
段子归段子，透过名句，看到本质，“东风”不过是赤壁之战中的“天时”，没有借助“东风”，火烧曹营无法顺利进行，即使你计谋再多，也无法实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也是由此而来。
我们平常生活中也处处借助“天”，有些人会选择阳光明媚的天气出去游玩，有些人却喜欢雨中漫步，有些人喜欢与伴侣雪中“白头”……而那些不预“计”好、不借助“天”的人，倒行逆施，逆“天”而行，最后遭暴雨袭击，还有遭雷劈电击……
地，指“地利”，地势的高低，路程的远近，地势的险要、平坦与否，战场的广阔、狭窄，是生地还是死地等地理条件。古代战争中，“地利”还需要借助“天时”，共同产生作用。
前文说到的“赤壁之战”就是很好的例子，“东风”是“天时”，那此战中的“地利”又是什么？显然，长江天堑就是“地利”。
曹操虽有雄才大略，但面对这浩浩长江水，也是一筹莫展（当然这其中还有“反间计”的应用，让曹操杀掉了军中会水战的蔡瑁、张允，黄盖“苦肉计”诈降，暂且不提）。曹操军中无正规的水军，于是想到了铁索连船，行如陆地，以为可以弥补“地利”上的不足，手下的谋士也想到过孙刘联军会用火攻，却因当时是冬季，以为只有西北风没有东南风，这个梗被忽略了，哪知道孙刘联军这边，诸葛亮预见了“天时”，凭借风向的转变，再加上“地利”，致使曹操一败涂地。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这两句诗很好地体现了“地利”的优势。假如一个男孩要追一个女孩，或者女孩倒追男孩，得首先占据“地利”这个优势，比如说男女同桌、同班、抑或是同校，这样的就比那些“异地恋”的占据地理上的优势，这也是现在“异地恋”离婚率增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异地恋的例子只是其中一方面，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地利”要靠自己慢慢去琢磨。
将，指“将领”，足智多谋，赏罚有信，对部下真心关爱，勇敢果断，军纪严明。“将”既是决策的制定者也是决策的执行者，“将”足智多谋要放在第一位。
《孙子兵法》第九篇中提到的“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其实说的就是将领的执行力度，和后来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个道理。
这正是从变化的角度出发，提倡军事将领用兵不能因循守旧，一成不变，要灵活机制地处理各种问题，凡是以大局为重，对无关紧要的或者对全局没有实际意义的抉择，坚决不予以执行。
现实中，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宰，和这个“将领”并无差别，处处都要灵活应变，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
国家治理、企业管理、为人处世，都要把握住“将”的内涵，从实际情况出发以新的理论、新的实践实施工作，坚决不能仅仅凭经验、紧随教条主义行事，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法，指“法规”，组织结构，责权划分，人员编制，管理制度，资源保障，物资调配。无规矩不以成方圆，无论在战争中还是非战争中，都得遵循“法度”。
古代治军，必须讲法度，否则，军队就是一盘散沙，不击自溃。孙子深谙此道，他跟吴王阖闾见面的时候，通过杀吴王妃子练兵的事就体现了这一点。
孙子将宫中美女180人分为两队，让吴王的两个宠妃当队长。然后宣布军法，三令五申。训练场上，宫中美女笑个不停。孙子说：“规定不明确，法令不熟悉，这是将帅之过”，又重申纪律，训练中美女们继续大笑。孙子说：“法令不熟悉，那是将帅的罪过，既然已经再三说明了，再不执行，那便是下级士官的罪过了”。于是下令斩了吴王的两个爱妃。结果把这支队伍训练成了可以赴汤蹈火的队伍。
我们常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认为这是榜样没带好，但究其根本就是上面的政策没执行好，传到下面就更加难以服众了。如果我们治国、修身、齐家都能遵循“法度”，严格执行，就不会出现“熊孩子”的背后必然有一对“熊父母”了。
孙子又作出总结：“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进一步强调了“五事”的重要性。
读完这“五事”，再来看看诸葛亮的“六出祁山”为什么失败？原因是他却没有在战前计算“五事”，如果计算、分析透彻了，就会一战定乾坤，根本不会出现“六出”这种情况了。
其实诸葛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蜀汉晚期内部已经出现分裂了，“道”这一层面就失败了，再加上六出，兴师动众，属于远征，“地”这一层也不占优势，基本算是逆天而行，但为了报答刘备知遇之恩，他也算是鞠躬尽瘁了。
孙子的理论是：战前就要通过这“五事”分析胜算的把握，能胜才打，一战定乾坤；不能胜，就等待时机，等到有胜算把握时再打。这也告诫我们，人生中不要盲目地去“争”，不要成为那些鸡汤文中“屡战屡败”的典型，不得不去“争”的时候，一定要有赢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