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齐邦媛的《巨流河》时，我非常羡慕她在求学阶段有那么多的名师给她授课！在《巨流河》中，提到的名师都有谁呢?
第一：南开中学著名的老师
张伯苓（南开中学校长）：齐邦媛自十三岁至十九岁就读于四川沙坝坪南开中学，而校长就是张伯苓。
卢沟桥开战后，南开是第一所被日本人炸毁的学校，也是第一所在后方以长期抗战为信念重建的学校。南开中学在抗战最艰困的八年中，教育了数万青年，每个人几乎都是张伯苓精神的延伸。
张伯苓于十三岁考取官费的北洋水师学堂。当年维新派的严复、伍光建等人和一些自英国留学归国的年轻军官，引进西方思想和新知，希望建立强大的现代海军，为国雪耻。一八九四年，他由水师学堂毕业，正逢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连一艘可供学生实习的船都没有了。
一年后，他勉强派到“通济轮”上见习，竟是目睹甲午战场威海卫由战胜国日本人手中移交给英国人占领的场面。他在自己的国家的领海上，眼睁睁地看着国旗三易，先下清旗再升日旗，隔一日改悬英国旗。
他晚年回忆当时：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
他忆起换国旗的耻辱场面：清士兵上身穿一坎肩，前面写一“兵”字，背后写“勇”，衣服非大必小，不称体，面黄肌瘦，精神萎靡，手持大刀，腰怀一枪（烟枪，抽鸦片用）慢吞吞走出来，将黄龙旗（清朝）降下。旋英军整队出，步伐整齐，精神奕奕，相形之下，胜败可知。
一九零八年，张伯苓在严修的支持下，在天津西南城角建立天津南开中学，建校之前两度参观日本的各类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学习经验。一九一七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研究西方教育理念，次年回国筹办南开大学。一九二三年创办南开女子中学。
抗战之初，日本人恨他发起爱国活动，炸毁南开。当时蒋介石公开宣称：南开为国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将南开与北平的北大、清华合为西南联大，在昆明设校，成为抗战期间最好的大学。
张伯苓创业立世全靠坚强的爱国精神，他就是校歌里“巍巍我南开精神”化身。在齐邦媛成长的六年中，他留下了非常温暖的形象。那时学生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壮硕的张校长挺胸阔步地走在校园里，不论前线战报如何令人沮丧，日机轰炸多么猛烈，在张校长的带领下，学生们都坚信中国不会亡！
自一九零四年只有七十五个学生到张伯苓一九五一年逝世为止，张伯苓一直用强烈的激情到处演讲，鼓励“中国不忘，有我！”的志气，宣扬教育救国的理想，他足足说了半个世纪！那五十年间，中国的灾难有种种的新的面貌，外侮与内煎并存。
张校长七十五岁去世，临终最大的安慰就是看到南开中学和大学在天津原址复校。他平时很关心学生，生怕学生衣服不够，吃得不饱，除了师长，还有一颗父母心。他奋斗的心血没有白费，他说的话，那些散居世界各地的数万学生都深深记得，在各自的领域传他的薪火，永恒不灭。
孟志荪（中学国文老师）：南开教育非常扎实，那六年的中学时光为齐邦媛奠定了一生进修的基础，南开中学优秀的师资让齐邦媛念念不忘，其中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国文老师孟志荪。
孟老师授课时语言深广激昂，常带她借阅书籍并邀请她到家中做客，两人关系亦师亦友。
南开中学的国文教科书，初一到高三，六年十二册是著名的，主编者就是孟老师。初中时选文由浅入深，白话文言并重，五四以来的作家佳作启发了学生的新文学创作。高中课本简直就是中国文学史的选文读本，从《诗经》到民国，讲述各时期文学发展，选文都是文学精华。
孟老师在教齐邦媛高二国文课那一年，更开创了中学课程少见的选修课，有高二全校的诗选（男女合班）、高三的词选。那两年齐邦媛已长成大人了，除了必须应付别的课程，准备全国大专联合考试外，日日夜夜背诵诗词。齐邦媛浸润于孟老师的诗词课整整两年，如痴如醉地背诵、欣赏所有作品，一直仍清晰地留在心中。
老年的齐邦媛静静回首，原来中国文学史中重要的佳作已经在那两年背了下来。
孟老师那时大约已经五十岁，在学生眼中，已经很老了。他常年穿深深浅浅的哔叽长衫，既不漂亮，也不潇洒（偶尔换黑色或白色的中山装）；他的声音带着相当干涩的天津腔，但当他开始讲课，立刻引人全神贯注。他的语言不是溪水，是江河，内容涛涛深广，又处处随所授文章诗词而激流奔放。
那时齐邦媛已长大，又逢国难，很能了解孟老师为什么说若没有时间读全本《史记》，又想读最好的，就先读司马迁写倒霉不幸人物的传记，《项羽本纪》就比《刘邦本纪》高明得多。从南京到四川这一趟千百里的流亡经验，也让邦媛深深明白为什么孟老师教杜甫诗时，竟声泪俱下，教室里弥漫一股幽愤悲伤，久久难消。
吴振芝（地理老师）：吴振芝老师教初中的中国史，在讲授台湾相关内容时，用“鸡蛋糕”容台湾地形（基隆、淡水、高雄），这种生动的教学方式给齐邦媛留下了深刻印象。
高中时，她教世界地理，常带一本本又大又厚的洋书给学生看，给学生看世界各地图片，开启了学生的眼界。
郑老憨（化学科老师）：郑老憨则是个奇人，全校似乎很少人用他的本名郑新亭称他，他未教女中部，但我们每次听男生学他用山东腔背化学公式，又说他在宿舍里喝点酒给男生讲《三国》，都羡慕得要死。此外，他还说了许多鼓励“男子汉”的壮语，当年有百分之四十的毕业生因为郑老憨而去投靠化学和相关科系。
南开的老师，以任何时代标准来看，都是注，性灵启发的有识之士；和中山中学诸多被学生终生怀念的老师一样，他们都是在战火中由北方逃到四川，追随张校长的办学号召，同甘共苦的。学生们在南开优良的读书风气中，得师长之春风化雨，打下了一生读书为人的基础。
第二：武汉大学著名的老师
抗战时期在武大任教而住在乐山的有朱光潜、陈西滢、凌叔华、袁昌英、苏雪林等作家
朱光潜（大学英文老师）：朱光潜老师曾担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他在授课期间给予齐邦媛重要指导，并鼓励她转向外文系学习，这一建议影响了她后续的学术与人生选择。
书中详细记录了朱光潜以《英诗金库》为教材讲授英诗课程，并选取华兹华斯等诗人作品进行解析，对齐邦媛的文学素养培养产生深远影响。
一九四三年，齐邦媛考上武汉大学哲学系，武大临时校址在四川乐山城。当时朱光潜是武大的校务长，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
朱光潜在十五岁以前，他在安徽桐城中已背诵了十年的经书与古文才进入桐城中学，二十一岁公费就读香港大学，毕业后到上海教书，和匡互生、朱自清、丰子恺、叶圣陶、刘大白、夏衍等人办杂志，创“立达学园”，创办开明书店。
二十八岁，公费进爱丁堡大学修文艺心理学，在德国莱茵河的斯特拉堡大学加强德文，并写出《悲剧心理学》论文。留欧八年中，他经常流连于大英博物馆，一面读书一面写作，官费常断，为了稿费在开明书店《一般》和《中学生》刊物写稿，后来辑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本书和《谈美》是中学生以上都必读的“开窍”之书。
齐邦媛大学一年级将结束之时，朱光潜老师指名要见齐邦媛，齐邦媛忐忑不安到文庙正殿那森然深长的办公室，见到一个“老头”（当年朱老师四十七岁，在邦媛眼中是个“老人”了）。
朱光潜说：“你联考分发到哲学系，但是你的英文很好，考全校第一名，你为什么不转外文系呢？”，他又问邦媛为什么要读哲学系，已经念了些什么哲学的书？
他劝齐邦媛：现在武大搬迁到这么偏远的地方，老师很难请来，哲学系有一些课都开不出来。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认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朱光潜老师的劝说，改变了齐邦媛的学习和钻研方向。
进入外文系二年级，齐邦媛上朱老师全年“英诗”课，朱老师用当时全世界的标准选本，美国诗人帕尔格雷夫主编的《英诗金库》，但随武大迁来的图书馆只有六本课本，分配三本给女生，三本给男生，轮流按课程进度先抄诗再上课。齐邦媛用最好的嘉乐纸笔记本抄满了满满的诗句和老师的指引。那些笔记跟随了齐邦媛一辈子！
有一天，朱老师教到华兹华斯的《玛格丽特的悲苦》，读到 the fowls of heaven have wings, Chains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他说这个和中国古诗词“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有相似之处，彼时他竟然语带哽咽，稍微停顿又继续念下去，念到最后两行，老师取下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
也许，在那样一个艰困的时代，坦率表现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对于仍然崇拜偶像的大学二年级学生来说，这是一件难以评论的意外，甚至是感到荣幸的事，能看到文学名师至情的眼泪。
齐邦媛迁徙至台湾，她也变成了英文老师，一度教英国文学史课程。那时《英诗金库》已完全被时代的选本取代，《玛格丽特的悲苦》很少被选。不同的时代流不同的眼泪。但是朱老师所选诗篇大多数仍在六十年代各重要选集上。
齐邦媛在朱老师的指导下，读雪莱，读济慈，读莎士比亚……在文庙配殿那间小小的斗室之中，朱老师讲书表情严肃，也很少有手势，一次讲到雪莱的《西风颂》，他用手大力地挥拂、横扫，口中念着诗句，教学生用the mian’s eye想象西风怒吼的意象。这是齐邦媛第一次真正看到了西方诗中的意象，一生受用不尽。
吴宓（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宓与朱光潜同为齐邦媛的授课教师。书中提到她曾受教于两位名师，但未具体展开描述吴宓的教学内容，仅作为转系前的学术启蒙阶段背景出现。
一九四七年的中国，好似有一半的人都似蚂蚁搬家东西南北地奔跑却又似看不到来去的目的。我们外文系的老师有一半都另有高就了，朱光潜老师已在北大文学院筹划新局，他临行聘请吴宓教授来武大做系主任。
吴先生未随西南联大回北平清华大学，而来到武汉，大约是与朱老师的私谊。我大四这一年选了他两门课，一门是“文学与人生”，开放全校选读，据说是他当年由哈佛大学回国在清华大学开的很著名的课，在武大重开也只教了两年。他自己读书既多，理想又高，所列课程大纲和讲课内容真是纵横古今中外，如在太平盛世，当可早启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可惜一九四七年的学生多是忧心忡忡，在现实中找不到安顿的早衰的青年人，不如上一代那样能单纯地追求被称为“现实主义的道德家”的理想。
我所记得的吴老师，更鲜明的是他为本系三、四年级开的“长诗”，似是接续朱老师的英诗课。
吴老师开学后宣布接下指导朱光潜先生导生的论文，包括我的。朱老师去北大临行前曾告诉他，我很想进一步研究雪莱或者济慈作论文题目。朱老师很可能也告诉他，我正困在悲伤中走不出来——老师们背后也会谈到关心的学生们的“私情”吧!
吴老师建议我以雪莱的长诗Epipsychidion(希腊文，意为“致年轻灵魂”)作论文，我写信请爸爸托人在上海帮我找了一本，因为学校的图书还没有完全复原。《时与潮》已在上海复刊，主编邓莲溪先生是外文系出身，后来见面调侃我说：“怎么研究起雪莱的爱情观来了，原来是换了吴宓做指导教授啊。”我收到书先翻了一阵，觉得雪莱那种恋爱观和我的“钟情派”不同，很想换济慈的一篇，但是时间和知识都不够。
不久，吴老师召我去，把我拟的大纲几乎改了一大半。他用毛笔写了两页英文大纲，并且加上一句中文：“佛曰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告诉我，要朝一种超越尘世之爱去想，去爱世上的人，同情、悲悯，“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
钱穆老师：一九四一年武大聘请钱穆先生讲学，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问题。因是全校讲座，又为避警报，上课时间为早晨六点到八点。当时全城电力尚未恢复，学生由各宿舍去最大的那间教室，须拿火把照路，摸黑去听钱穆先生的课，往往晨光初露时座位已被火把占满，后来者即无法进去。女生宿舍低班学生似乎无人敢去。我升入高班三年级时，抗战胜利，钱先生回到重庆。我听高班男同学讲当年盛况，非常羡慕。然而当时绝未想到三十年后在台湾，我为“国立编译馆”公事拜谒钱先生，且有二十年单独请教、畅谈、倾听的缘分和荣幸。
袁昌英老师：袁昌英先生教我们四年级的“莎士比亚”，她仍以一贯的稳健步伐定了全年进度。
莎氏的三十七本剧本，分悲剧、喜剧和历史剧三种，选代表作逐本介绍，但是没有书，只有讲义上的梗概及专心听讲做笔记。在做笔记方面我颇为专长，如能进一步阅读，确有助益。莎士比亚一课广博精深，需一生时间，这是我未敢尝试的。
袁老师领我们进了殿堂的大门，正如三年“戏剧”课一样，先教导读，再读一些剧本，所用课本 Continental Dramas 和英诗课的《英诗金库》一样，也是世界性的标准课本。我清楚地记得她导读霍普特曼《沉钟》( Gerhart Hauptman , The Sunken Bell ）和罗斯丹的《西哈诺》( Edmond Rostand , Cyrano de Bergerac ）等剧的神情，生动感人，给我终身的启发。
后来读到同学孙法理写的《恩师遗我莎翁情》一文，更具体忆起袁老师当年分析剧本时常用的“第五象限”（ The Fifth Dimension )，线、面、体三个象限是空间象限，时间是第四象限，而关系（结构）是第五象限。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战时，我的文学生涯有那样高的起步，实在幸运。
齐邦媛何其有幸，在战时仍然能够按部就班接受教育。即使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南开依然保持了一贯对教学品质的追求。到了乐山武汉大学阶段，她更在名师的指导下专心文学。
在千百万人流离失所，中国文化基础伤痕累累的年岁里，齐邦媛以亲身的经验见识知识之重要，教育之重要，文化之重要。齐邦媛沿着父亲、张伯苓校长、孟志荪老师、朱光潜老师等人的路，心存他们的理想和教诲，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教育、编译、文化事业。而且，在人生接近句号的时候，写出了这本《巨流河》，这是何等的怀抱，何等的情怀，何等的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