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大櫆于桐城派之地位（二稿）
世之言桐城派者，多以方、姚并称。而刘大櫆位列桐城三祖，然世人对其褒贬不一。方宗诚赞之曰“如太华三峰，矗立云表”，邵懿辰则讥之曰“刘居其间，如蜂腰鹤膝”。愚以为，方氏之言是，而邵氏之论非也。
桐城派之名，始自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文中借歙县程晋芳、历城周永年之口云：“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委婉以桐城名派，且暗示文脉相承。夫桐城派，起于明末清初，以古文立派，重义法，尚雅洁。方苞以“义法说”开其端，刘大櫆继之以“神气音节说”，姚鼐终之以“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遂成大观。刘大櫆上承方苞义法之筋骨，下启姚鼐气象之羽翼，于桐城派发展，厥功至伟。故后世皆以方苞为桐城派开山鼻祖，刘大櫆为开拓者，姚鼐为定鼎之人。
观夫当时文坛，诗词流派纷纭，桐城派独以古文立派，刘大櫆于其间功绩卓著。《国史文苑传》载：“始年二十余入京师，时方苞负海内重望，后生以文谒者不轻许与，独奇赏大櫆。”《国朝先正事略》亦云：“当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于京师，见先生文，大奇之。语人曰：‘如苞何足言！同里刘大櫆乃今世韩、欧才也。’自是天下皆闻刘海峰。”姚鼐学文于刘先生，在《刘海峰先生传》中盛赞其师：“文与诗并极其力，能包括古人之异体，镕以成其体，雄豪奥秘，麾斥出之，岂非其才之绝出今古者哉！”方苞之奖掖，姚鼐之尊崇，足证刘大櫆才学之非凡也。
然刘大櫆之文风，别具面目，与桐城派纯正雅洁之风略有不同。《清史稿·刘大櫆传》云：“大櫆虽游方苞之门，所为文造诣各殊。苞盖择取义理于经，所得文者义法；大櫆并古人神气音节得之，兼集《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其气肆，其才雄，其波澜壮阔。”近世刘师培先生在其《论文杂记》中言，桐城古文家“惟海峰稍有思想”，盖因其拓桐城派之堂庑也。邵懿辰“宗望溪而斥海峰”，拘泥于“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而拒“有所变而后大”之理。实则刘大櫆以“波澜意度为文及诗”，扫枯瘦之病，发金石之声，具雄豪之气。若无此嶙峋气韵，桐城文章恐难破馆阁暮气，振衰起敝。
刘大櫆突破方苞“义法说”之板重，创“神气音节说”，此乃内外兼修之论。其于《论文偶记》中云：“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又云：“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则思过半矣。”此为作古文之精妙法则，学古文之良法也。后学张裕钊约之曰“因声求气”，奉为桐城派之家传秘方，习古之不二法门也。
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盛赞此说，言后世文人欲取法古作，学其字句刚嫌太似，学其法度又恐太拘，欲学其精神，却苦无下手之处。桐城文人从音节字句入手，体会古人之神气，则学古有径可循；再以音节字句为准则，检验己作是否合古，于是作文亦有法可依。
刘先生又诲人曰：“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其后姚鼐倡以声音证入，曰：“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急读以求其体势，缓读以求其神味，得彼之长，悟己之短，久之有进也。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刘先生年逾八十，尚日取古文纵声诵之，姚先生虽气羸，亦不废吟哦，常低徊讽诵。后，梅曾亮、曾国藩、张裕钊等诸位先生，详之，衍之，遂成桐城诵读之法。再后，唐文治先生得吴汝纶之传，潜心研习，创为唐调，嘤嘤成韵，鸣于里巷，绝学得续，此皆刘大櫆之功也。
刘大櫆之于桐城派，实为中流砥柱，不可或缺。其文风雄健，神气磅礴，破方苞之板重，启姚鼐之宏达，使桐城派于义法之外，更添神韵与气象。其“神气音节说”，化抽象为具象，为后学开辟门径，使桐城文脉得以延续而不绝。
后之学者，或宗方，或宗姚，然刘大櫆之功绩，实不可掩。其承前启后，使桐城派得成百年之盛。其于文坛，如长虹贯日，虽历经风雨，而光芒不减。如此巨擘，岂容他人訾议其跻身“桐城巨子”之列耶？实乃当之无愧，千秋不朽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