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有这样一类思想家，他们往往被今人认为是落伍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甚至是邪恶的，因为他们在革命的年代为君主辩护，为宗教权威辩护。深受社会进化思想影响的国人在理解西方的保守主义思想时，往往不得要领。但实际上，无论是公共论坛上自干五的发言、还是各类群里评论区里的喷子，他们或是不自觉地引用了那些“反动”思想家的言论，或者本身就是保守主义思想家所批判的无信仰的疯子。

保守主义思想家强调传统、权威、秩序的价值，反对抽象理性，批评大众民主，批评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依据奥克肖特，保守主义更多的是一种立场和气质，并无固定的推崇的内容。如果现状还不错，那么保守主义者会力图维持现状，反对激进的改革，如果现状恶劣，那么保守主义者便会向往从前。著名的近代保守主义思想家有柏克、托马斯·克莱尔、梅斯特尔、波纳尔德等，著名的当代保守主义思想家有奥克肖特、施特劳斯、沃格林等。

梅斯特尔

梅斯特尔的代表作为《论法国》，中心思想是对启蒙运动、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梅斯特尔捍卫天主教，坚信没有天主教，就没有普遍的秩序。只有确立教皇的宗教领袖地位，才能够救治充满战争的罪恶时代。考虑到大革命期间社会道德的沦丧，犯罪横行，他的忧虑便不难理解。

梅斯特尔认为他的任务就是摧毁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以故他激烈的批评抽象人权学说和社会契约论、批评成文宪法。他认为把社会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是荒谬的，因为抽象的人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具体时代和某个国家的人。人，只有作为家庭和社会的一分子才能存在。这种论述是国人很熟悉的。

成文宪法一文不值

梅斯特尔认为真正的宪法是不能够诉诸文字的，宪政的建立，虽然包括了理性与经验，但却是有神圣的起源。如英国的宪政就是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产物，并非人们理性创立的。英国的政治家从未聚在一起说要创造一种制衡的政体。此外，虽然人没有创立宪政的能力，但人有能力快速破坏宪政。

梅斯特尔认为宪政包括了真正的宪法，即不成文的根本原则，和宪法性法律，即成文法律。他的宪政理论可以概括为四点：

1.宪政的根本原则的存在是先于任何成文法的。

2.宪法性法律只能够是对已存在的权利的确认，而不能够创造出什么新的东西。

3.宪政中最关键的因素绝不能诉诸文字。

4.宪政的缺陷是与宪法性法律的复杂性成正比的，法律越复杂，宪政便越有问题。

梅斯特尔认为成文法是因为人类的恶而产生的必要的恶，如果没有传统的认可，它什么都不是。

“愚蠢的卢梭”

梅斯特尔极力批判卢梭，他分析主权在民的逻辑如下：

说人民行使主权，那么人民对谁行使主权？

当然，还是人民自己，这个时候，人民就成了臣民。

此外，人民还要通过代表，才能行使主权。

故梅斯特尔认为人民主权实际上离不开代表的存在。梅斯特尔赞同政府需要基于一定的人们的同意，但社会是上帝的造物，主权也是上帝所赐。尽管在具体的政府的意义上，主权可以说是源于人民，但在更广阔的视野中，主权也可以说是源于上帝。

如果说梅斯特尔重新解释了人民主权思想，那么他对社会契约论和自然状态学说的批判则是不遗余力的。他认为，卢梭把野蛮人当成了自然人，但自然即是上帝赋予他的属性，具有情感、知识和技艺的人就是自然的人。梅斯特尔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就是当今的状态，就是人类一直所处的状态，就是社会状态。

哲学和理性不应越出其界限

梅斯特尔不相信理性的力量，对理性持怀疑的态度，他认为理性和哲学不应越出自己的界限。他如此写道：“当它停留在自己的领域，或当它作为盟友进入一个高于它的领域时，它就是有益的；当它作为竞争者或敌人进入这个领域时，它就是可恶的。”

首先，与理性相比，梅斯特尔认为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应该是信仰。信仰高于科学，科学应服从信仰，科学让人变得野蛮。

信仰之所以高于理性，是因为之于文明和秩序的维系，信仰更加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与韦伯不谋而合的是，他指出，宗教让各民族走向文明，宗教支撑着政治权威。任何制度，如果没有宗教信仰作为基础，都不能够持久。政府需要借助精神力量，才能够使得人们克服自己天性中的缺点，从而共同行动。梅斯特尔认为，政治秩序好比建筑物，信仰则是它坚实的基础。

此外，他认为，重大的政治改革并不创设新的东西，而只是宣布和维护之前就存在的权利。这与先前叙述的他的宪政思想是一致的。

第三，他认为，在人类之上，有着更高级的存在，我们被一种更高级的秩序或命令所包围。即便人类能够理解火山喷发的原因，但我们也不可能理解火山喷发对人类的意义，这正如一条狗不理解主权、道德、刑罚的意义一样。

最后，他认为启蒙运动中关于永久和平的理想只是一个痴人美梦。梅斯特尔指出，流血、暴力、屠杀不仅无法避免，而且是人间的正常现象。正因人是邪恶的，天性爱好作恶，故人需要有刽子手。尽管刽子手的职业不够高尚，但一切社会秩序和服从，都要依靠刽子手，他既是人类社会的恐怖之源，也是维系社会的纽带。

不存在民主制，只有贵族制

首先，梅斯特尔认为民众对政治事件的作用基本都是负面的，在一切起义与革命中，民众借以正确开始，以错误告终。

其次，他认为贵族统治是永恒的自然法则，根本不存在纯粹的民主制，因为即使在民主国家，出身和财富的限制也会在统治者和民众之间划下横沟。不管在任何地方，都是少数人统治者多数人。因此，君主制，就是集权的贵族政体，贵族政体就是王位空缺的君主政体，民主政体只不过是实行选举的贵族政体。纯粹的民主制和君主制都不存在。有主权就有臣民，就有一个外在于臣民对其施加强制的人。

他认为，历史证明了君主制是最自然最好的政体，并且世袭君主制优于选举的君主制。此种历史意识，即“历史证明了......”，今人想必并不陌生。

关于暴君，他认为如果君主残暴，那是人类天性的问题，人天生就有残暴的本能。其实我们也都常常能看到，那些痛斥暴君的人，很多最后也成了暴君。

当然，君主需要有所限制，并在宪政的范围内活动，其中贵族发挥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习惯和传统、法律也都对君主权力设置了限制。权力越过界限，就会毁灭，因此它需要自我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