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拉斯科在筏子上茫然站立着，他盼望能有人从水面中露出来。他知道，船上还有六个筏子，他相信，肯定有哪位伙伴上了另一只筏子，过一会儿就会来找他的。可是海面干干净净，安静得可怕，什么也没有。
遭遇了海难，贝拉斯科死里逃生。但其实更可怕的是在海上漫无目的地漂流。在接下来的十天里，贝拉斯科将会遭遇三个致命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最可怕的，就是内心的绝望。
绝望首先来自他对现实的判断。贝拉斯科清点了自己随身带的物品，发现没有任何可以生存的物件。他只带了一只手表，戒指和项链，和三张名片。如果没有救援，没有水和食物，在凶险的大海上漂着，他肯定是活不过三四天的。
另一件让他很绝望的事情是，他掌握的信息太少了。他面临着所有遇到海难的人都会面临的问题：丧失时间感和方向感。他记得，第一天遇到海难，第二天有飞机飞来，第三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时间从此开始渐渐模糊，如何找到时间的起点，意识到自己的存活时间呢？他开始在自己的筏子上刻日期。
除了丧失了时间感，他还丧失了方向感，在茫茫的大海上，没有任何参照物，贝拉斯科不知道自己的筏子是往岸边漂移，还是越来越漂向大海深处。虽然他很乐观，但他理智上的答案却非常绝望：大海不太可能把一个离岸200海里的东西推向岸边，更何况，这个东西非常沉重，上面还有一个人。他恍惚间甚至看到了自己的家人在给他办葬礼。贝拉斯科也承认自己已经死了，因为他一点力气也没有，等待他的结局只有死。神奇的是，后来当他回到家里时，听家人们说，他们的确是在那天给他举办了葬礼。
但就在此时，有一种力量将他从绝望中拯救出来了。拯救他的并不是希望，而是肉体上的痛苦。太阳照射在他的伤口上，他的伤口浸在海水里，有剧烈的烧灼感，那种疼痛提醒他还活着。此时，他非常感激这种痛苦。
第二个挑战，饥渴。
饥饿是能够忍受的，前三天，贝拉斯科没有喝一滴水，他渴到几乎无法呼吸，嗓子和胸口都剧烈疼痛。在第四天的时候，他喝了点海水。虽然海水对身体有害，但他上过海上求生的课，知道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海水其实也是可以喝的，但是必须一点一点地咽下。
他发现自己筏子的中间不知道怎么有一段红色的树根，这可能是一种海草，它救了他，从树根里挤出来的是一种黏糊糊的油脂一样的东西，味道甘甜，咽到嗓子眼里凉凉的。这是贝拉斯科第三次进食。十天里，名片，两块鱼肉，一截树根，这就是他吃下去的所有东西。
最后一个挑战，就是病痛。
贝拉斯科不敢在皮筏中睡着，一连七个晚上没有睡觉，而且不吃不喝。他的精神和身体都达到了极限。
他太累了，贝拉斯科第一次想死。到第十天，贝拉斯科发烧了，浑身的疼痛再次提醒着他还活着。他开始看到新的幻觉：陆地上一片郁郁葱葱的椰林。他感到愤怒，又是幻觉！什么告别聚会，什么家里的葬礼，什么死去的朋友坐在船头……都是假的！现在竟然又出现了陆地的幻觉。可是，贝拉斯科盯着看了很久，发现这个“幻觉”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发清晰了。贝拉斯科用一双已经溃烂得不成样子的双手，拼命滑动那半截船桨。来不及想有没有鲨鱼，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游得动，陆地就在眼前，贝拉斯科还是义无反顾跳入了海中。弃筏游泳，经过一番几乎让他再次丧命的尝试，他终于爬上了岸。此时他双手鲜血淋漓，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
不出意外，他的归来轰动了全国。军方曾经将他在一家海军医院里软禁了好几个星期，其间他只被允许接触官方记者。这个故事已经被拆解拼凑、翻来覆去地讲了许多遍，读者也早已厌倦了这位英雄人物。不过好在他也发了笔小财，他接了手表广告，因为他那只手表历经风浪侵蚀依然分秒不差；他也替鞋做广告，因为他那双鞋结实异常，他几次想把鞋撕烂吃进肚子里都没能成功……诸如此类的广告他接了一大堆。他得了勋章，也在广播上发表过充满爱国激情的演讲，还作为未来一代的榜样上过电视，他在鲜花和音乐的簇拥下逛遍半个国家，给人签字留念，接受各地选美皇后的献吻。按理说，英雄的历险到此就结束了。还不到一个月，人们就渐渐将他遗忘了。
总结一下：1955年，一艘叫做“卡尔达斯号”的驱逐舰从美国前往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遭遇了事故，船上的八名水兵落海失踪。十天后，一位名叫贝拉斯科的幸存者在一只随波漂流的筏子上，没吃没喝地度过了十天时间，漂流到了目的地。事故发生一个月后，由贝拉斯科讲述，马尔克斯记录的故事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在《观察家报》上刊登。随后，报道在哥伦比亚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它触犯到了独裁政府的利益，引起了激烈的报复。马尔克斯被迫流亡到欧洲，开始“漂流”的生活。
这个故事写于1955年，虽然这只是一篇工作时写下的新闻报道，而非马尔克斯自发的小说创作，但这段对海难幸存者的采访给马尔克斯后来的小说带来了许多灵感：比如《族长的秋天》《巨翅老人》《格兰德大妈》里，都出现了选美皇后的献吻的桥段，比如《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里上校无人援救、日复一日的等待，再比如，《百年孤独》里孤独的重复和循环，都和贝拉斯科的经历如出一辙。
多年以后，马尔克斯回忆起来这段流亡故事，依然心有余悸。但他并不后悔写下这个报道，他说：“即使像狗一样忍辱负重，我也找不到比记者更好的职业……我自始至终是个记者。”
至于那位幸存者贝拉斯科，他没能离开哥伦比亚，他在海军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尽管遭遇专制政府和秘密警察的种种威胁利诱，他都没有否定过这篇文章哪怕一个字。他被迫离开了海军，那是他唯一擅长的工作，而且从此迅速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很长时间里，没有人知道那个孤独的海难幸存者后来怎么样了。
在这本书出版前不久，也就是海难发生十五年后，通过照片，马尔克斯重逢了贝拉斯科。他在一家汽车公司工作，明显老了胖了，还新增了一种沉着安详的气质。最后，马尔克斯看着贝拉斯科的照片缓缓说：“这是一个有勇气亲手将自己的雕像炸毁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