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三朝，立二帝”的韩琦撑起了北宋半壁江山？》
1045年初夏，扬州官署后花园芍药盛放，五颜六色的芍药花争奇斗艳，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招引得蜜蜂嗡嗡穿梭。其中，几株芍药格外奇异醒目：层层叠叠的紫色花瓣，围裹着一圈金黄色的花蕊，颇似宰相的红袍金腰带相服。
知州韩琦向客人王安石、王珪、陈升之介绍：“此花名为金腰带，又名金缠腰，数年难得一开。坊间传说，此花盛开时，扬州必出宰相。”客人们啧啧称奇时，韩琦趁兴剪下四朵金腰带，分插各人鬓边。主客相视而笑，尽欢而别。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此后三十年，主宾四人先后拜相。而最早拜相者，正是最先把金腰带插到鬓上的韩琦。
（一）造福地方
韩琦于弱冠之年凭“学问过人”高中进士第二名，从此步入仕途，先后辗转各州出任父母官。每到一地，他总能发挥理民得法、治军有方特长，因地制宜制定法规和教令，修葺国库与粮仓、整治掌管兵器的官署、“劝农兴学”，深受当地官民赞誉。
蜀地赈灾，是韩琦地方官生涯的首秀。面对遍野饥民和混乱的地方管理制度，他先雷厉风行开仓放赈，“活饥民百九十万。”再采取减免赋税、开除不称职官吏、裁减冗官杂役等利民措施，首秀赢得碰头彩。
在定州（今河北定州），他充分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果断采取“威恩并行”策略应对定州兵闹事。为激励士气，他宣布战死沙场者重赏其家人，官府负责抚养战死者的寡妻幼子。他潜心研究仿制古阵法，令将士反复演练，最终把定州兵打造成一支精锐劲旅。不久，因朝廷派到地方协助防守的京师精锐部队龙猛卒扰民惹事，韩琦毫不客气把将他们全部赶走。韩琦的责任担当得到宋仁宗的诏书褒奖，也由此成为地方官员的标准和楷模。他转任并州（今山西太原）时，定州百姓“争欲遮留公，使不得出。”
韩琦到并州后，得知宦官廖浩然倚权仗势无法无天，毅然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廖浩然回京后，被宋仁宗处以鞭刑。并州百姓闻知，无不欢欣鼓舞。
因几块原属宋朝的土地被辽国觊觎冒占，韩琦召来辽国贵族，出示相关文字依据，有理有据收回国土，并令立石为界。他又奏请朝廷，在并州“垦田（开荒耕地）至九千六百顷。”
他镇守大名府时，勤政爱民，百姓“为立生祠。”担任故乡相州知州期间，“相人爱之如父母”。相州百姓出现争斗诉讼时，都会告诫对方：“我们之间的矛盾，千万不能惊扰到敬爱的韩先生！”
丰富的地方行政工作经验，为韩琦日后步入庙堂大放异彩打下坚实基础。
（二）抗击西夏
西平王李元昊称帝自立建西夏后，韩琦被朝廷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全力应对西夏威胁。此时的韩琦，“年甫三十，天下已称为韩公。”
韩琦先上疏为战败被俘的边将辩明冤屈，又力荐启用被贬外地的范仲淹，与自己联手辅助主官夏竦、共同抗击西夏。
韩琦在战略上藐视敌人，认为西夏兵马“众不过四五万人”，力主采取“先发以制贼”战术。范仲淹则建议尽量稳妥，展开防御持久战与敌周旋。夏竦将皮球踢给宋仁宗，宋仁宗倾向一劳永逸，诏令韩琦与范仲淹共同出征。
遗憾的是，韩琦的大将任福完美复制了马谡失街亭的悲剧：任福置韩琦“诱敌深入、一举全歼”的手令，贪功轻进，吞下西夏诱敌深入的诱饵，使宋军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折损将士近七千人。
夏竦在任福遗体上翻出韩琦的手令，极力为他开托：“言罪不在琦。”韩琦却寝食难安，上表弹劾自己用人不当，情愿承担战败责罚。朝廷予以降职一级处分，依然重用他抗击西夏。
韩琦知耻后勇，多次取得胜利，使“西贼闻之心骨寒”。他与范仲淹联手抗击西夏，“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西夏与宋朝签订“庆历议和”协议后，韩琦与范仲淹双双奉调回京。 和平阳光乍现，李元昊却出尔反尔，狮子大开口向宋朝提出十一条不合理诉求。宰相晏殊与朝臣们人心厌战，准备全盘接受。韩琦上《论备御七事奏》，旗帜鲜明表示反对。他条分缕析归纳出朝廷急需处理的七条要务、拯救时弊的八条具体措施，被宋仁宗全部采纳。
（三）京城扬威
在朝廷，韩琦直言敢谏，先后上七十余疏劝谏宋仁宗“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他曾因当政者尸位素餐无所作为而愤然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弹劾宰相王随等四人，使他们被同日免职，留下“片纸落去四宰执”的佳话。
他强烈抨击“货赂公行” 的社会风气，批判“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腐败官场，力谏宋仁宗开源节流“减省浮费”。从不轻易夸人的宰相王曾对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极为赏识，给予公开表扬。
当时，掌管军事的枢密院与掌管政务的中书门下并称“二府”，一起办公。文武有别，互不干涉事务是官场潜规则。韩琦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惹得文官们很是不悦。宋仁宗对韩琦的跨界言行极为支持，在文官们抱怨韩琦多事时，风轻云淡用一句“韩琦性直”化解了矛盾。
韩琦力主整顿吏治、选拔人才，政治主张与范仲淹的十项改革方案不谋而合。在韩琦与富弼大力支持下，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政治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启动。
范仲淹等人“以天下为己任”，大刀阔斧改革，极大触犯既得利益集团。权臣们群起而攻之，终日在宋仁宗面前诋毁诬枉范仲淹。三人成虎，范仲淹等人先后被罢相。韩琦义愤填膺，多次上疏为他们辨理。由于势单力薄，只能眼睁睁看着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宣告无疾而终。
（四）为相十载
韩琦为相后，“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人谓之‘富韩’云。”他礼贤下士，一视同仁，善于选拔重用贤才，甚至放手使用有能力才学的持不同政见者。他胸襟开阔，能力超群，被视为与汉相周勃和唐相姚崇比肩的贤相。
宋仁宗晚期和宋英宗时期“朝廷多故”，朝廷云谲波诡，韩琦同样身处危险和遭猜疑的险地。但他以正义和大局为重，“知无不为”，置安危于度外。亲友好意劝他：“您的确一心为公，但万一有个闪失，只怕您不但无法保全自身，还会累及家庭！”韩琦大义凛然回答：“你们说的这是什么话！身为人臣，就应不计生死竭力侍奉君主。至于事情成败，那是天意！哪有犹豫不决半途而废的道理！”
宋仁宗因三个儿子相继夭亡，又时常犯病“不能御殿”，导致朝廷内外人心惶惶。朝臣们连续上疏劝谏宋仁宗早立皇嗣，宋仁宗以各种借口拖了五六年，始终不愿正面回应。
韩琦上疏建言：“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力谏宋仁宗从宗室中选择贤德之人立为太子。最终使宋仁宗将侄子赵宗实（赐名赵曙）立为皇太子。宋仁宗驾崩，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
韩琦深知高处不胜寒，把拥立太子一事全部归功为“仁宗圣德神断，为天下计，皇太后内助之力！”
宋英宗刚即位，便突染恶疾，不得不由“太后垂帘听政。”一些宦官因常遭宋英宗训斥，经常在曹太后前挑拨离间，致使两宫渐生嫌隙，关系恶化。
韩琦主动化解两宫矛盾，先安抚好满腹委屈的曹太后，再以孝道委婉规谏宋英宗，使“帝大感悟。”宋英宗病愈后，曹太后撤帘归政，母子和好如初。
西夏再次大兵犯境，韩琦果断提出“停岁赐，绝和市”建议，并遣特使前去问罪。部分朝臣列举宋仁宗时对西夏的几次战败事例，认为此举过于冒险。韩琦胸有成竹分析：“西夏国王只是个狂童而已！何况我朝边防力量早已远超当年。官家只管派特使前去，必定降服他！”宋英宗依计行事，西夏果然上表谢罪。宋英宗心悦诚服告诉韩琦：“一如所料！”
宋英宗再次病危时，韩琦再次进言：“愿早建储，以安社稷。”促使宋英宗下定立长子赵顼（xū））为皇太子决心。
（五）忠言逆耳
宋神宗即位不久，韩琦便被御史弹劾大摆“执政三世”的老资格，飞扬跋扈到不去文德殿押班（百官朝会时领班，管理百官朝会位次，宋制参知政事﹑宰相必须分日押班）的地步。深知宦海风险的韩琦果断谢绝宋神宗多次诚心挽留，毅然辞去相位。
韩琦辞相赋闲后，忧国忧民之心依旧。他发现王安石变法颁行的“青苗法”弊端过多，忧心忡忡上疏：“按青苗法规定，百姓不论贫富，一律均可配借青苗钱。可是，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原本就是兼并富裕之家，居然也堂而皇之贷到青苗钱，这与‘抑兼并、济困乏’的变革初衷明显背道而驰！恳请废止！”
宋神宗在朝会上将他的疏奏让群臣传看，感叹："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几乎动摇变法决心。王安石逐条批驳韩琦奏疏，公布于天下。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且反对实施“免役法”、“市易法”。宋神宗从天下大局出发，最终力挺王安石。 辽国趁宋朝内忧外患之际，要求宋朝割让素有领土争议的代北地（今山西代县一带）。韩琦接到宋神宗征求意见的手诏，上疏谏言必须拒绝辽国的无理要求，同时加强防范，随时准备武力反击辽国进犯。可惜，王安石再此出任宰相后，“悉以所争地与契丹，东西七百里，论者惜之。”
韩琦于六十八岁时病逝故乡相州。
韩琦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相三朝，立二帝”，劳苦功高，名垂青史。欧阳修高度评价他凭着“纯正而质直”的本质，成为“天下至公之贤”，凭借高超的治国理政才能，“不动声色”地把天下治理得安如泰山，“可谓社稷之臣！”
因此，将出将入相的韩琦誉为撑起北宋半壁江山的顶天柱，毫不为过。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