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王朝，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的王朝，国家统治者姓“王”，在中国五代十国时期就已经建国了。但跟中原王朝相比，人力物力都不在一个量级，因此高丽一直以来的立国政策就是，向中原王朝称臣，用这种政治上的低姿态，换取中原王朝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也就是说，用表面上的臣服，来换取实际上的独立自主。这种政策，叫作“事大政策”，简单说就是侍奉大国，朝鲜半岛的历代政权基本都采用这种政策来处理跟中原王朝的关系。
对高丽王来说，元朝同时充当着两个角色：首先是庇护者，高丽外有辽阳行省和东方三王，难免会有摩擦，内部又有敌视蒙古人的武将集团，不满高丽王的统治，因此要想坐稳王位，高丽王就必须仰仗元朝给他撑腰；但同时，元朝也是压迫者，历代高丽国王，都要受到元朝的严格监控，高丽王子少年时都要被送到大都“留学”，其实就是当人质外加被洗脑，他们都被按照蒙古的方式培养教育，直到获得元朝的认可，才有机会回国，日后接掌王位，而即便是即位之后，如果得罪了元朝，还可能被罢黜，甚至流放。之前的历代中原政权对高丽内政，都极少有这么大力度的干涉，因此对高丽王室来说，元朝皇帝也比之前历朝的统治者，都更让他们难以忍受。
总结一下，上面我们介绍的就是元朝时期，高丽和蒙古的关系，也是本书的大背景。可以说，高丽王朝就是依附于蒙古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一方面这个子系统的稳定运转，要依赖于蒙古帝国这个大系统，另一方面，它也必须为此而忍受元朝的控制，和国家主权的缺损。
1356年，恭愍王做出了一系列尝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事有三件，分别是：第一，他宣布不再用元朝的年号；第二，他处死了19名与元朝关系密切的高丽官员；第三，他派兵占领了双城。
我们先看第一件，不再使用元朝的年号。附庸国使用宗主国的年号，在历史上叫作“奉正朔”，表示承认自己的属国地位。恭愍王宣布不用元朝年号，这就和宣布独立差不多了。
第二件，处死亲蒙古的官员，前面说过，反蒙古的武将集团，是高丽王的主要潜在反对者，那这么看来，亲蒙古的官员应该是他的自己人了吧？其实不然，元朝为了更牢固地控制高丽，也越过高丽王直接拉拢了一些高丽重臣，跟他们联姻，授予他们封号爵位，还保持书信往来，因此对于高丽王来说，亲蒙古的官员其实也是潜在的监视者，而由于高丽民间普遍反对蒙古的控制，把这些亲蒙古的官员视为内奸，所以恭愍王处决他们既能消除威胁，又可以赢得民心。
第三件，高丽军队占领了双城总管府。双城总管府位于现在朝鲜西部的咸镜南道，当时是辽阳行省管辖的，属于元朝领土，但恰好双城总管府的统治家族闹了内讧，高丽出兵，不费吹灰之力占据了双城。在这个过程中，一位高丽籍的元朝军官李子春，带着儿子李成桂一同投效了恭愍王，这是未来的重要人物，后面还会再提到。
1356年的这三个事件，不但表达了立场、打击了亲蒙古派的内部敌对势力、争取了民心，甚至还扩张了版图，这说明，恭愍王在元朝日薄西山的情况下，已经做好了和元朝脱钩的准备。
本来按照这个趋势，恭愍王有机会稳步地培养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基础，逐渐摆脱元朝，但很快，局势的突变打乱了他的节奏，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选择和机会。
对于红巾军进攻高丽的动机，传统上主要有两种说法，分别是“复仇说”和“战略解围说”，但鲁大维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太靠谱，我们分别来讲讲。
“复仇说”指的是，高丽曾经支援元朝，参加高邮之战，所以现在，红巾军找他们来算账了。不过高邮之战红巾军打赢了，高丽军作为数量很有限的一支辅助部队，并未给他们造成多大的损失，谈不上结仇。更何况，高邮之战打的是张士诚，而入侵高丽的红巾军是刘福通的部将，虽然都叫红巾军，但这是两个彼此不相统属的部队，关系还不太好，刘福通的人犯得着千里迢迢跑去高丽，替张士诚复仇吗？所以显然复仇说的根据是不充分的。
“战略解围说”，指的是红巾军和元朝主力在中原地区陷入胶着，红巾军战事吃紧，所以想绕到元朝后院，搞出点动静，迫使元朝从中原抽调兵力去救援，从而减轻红巾军正面战场的压力。
当时，刘福通的红巾军已经建立政权，定都汴梁，也就是河南开封。元朝方面，也正集中主力，猛攻开封，指挥战役的是元朝悍将察罕帖木儿，也就是《倚天屠龙记》里赵敏的父亲汝阳王。有人注意到，1359年察罕帖木儿攻击汴梁的时候，正是红巾军入侵高丽的同一时间段，因此认为，这支军队的目的就是想迫使元朝分兵救援辽阳，帮助汴梁解围。
不过鲁大维认为，这么大纵深的战略调度，超出了红巾军战略的水平，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更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况且站在元朝的角度看，辽东是边缘地区，而中原是决定性的主战场，也不太可能为了救援辽东，而削弱中原前线的兵力。红巾军入侵高丽很难起到调动元军驰援的作用，所以“战略解围说”同样不成立。
因此鲁大维倾向于认为，红巾军入侵高丽，不是带有明确的战略目的，而是一种“无奈自保”。
刘福通派出的北伐军，最初分为东西中三路，东西两路进攻山东、山西，不过很快都失败溃散了。
只有中路军战绩不错，虽然没能按原计划兵临元大都城下，但他们从山西的元军薄弱处一路北上，攻击了位于今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元上都。
当时元军的主力都压在中原一线，地处后方的元上都防守空虚，被红巾军攻陷，并且一把大火烧毁了。不过此时的红巾军，归途已经被阻断，又无力去进攻有重兵防范的大都，身处茫茫大草原，进退两难，只能挑着元军力量薄弱的地方去突破，打到哪算哪。
于是这支神奇的军队，从今天的山西到了内蒙古，又从内蒙古到了辽宁。此时，进攻高丽就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因为这样，少说可以解决补给问题，更乐观地估计，还可以从朝鲜半岛通过海路，返回中原。
就这样，1359年冬天，红巾军渡过鸭绿江，这才有了前面说的，高丽朝野震惊。
在开京沦陷短短一两个月之后，高丽人就迎来了反击的机会，1362年正月，高丽军借着大雪，向开京城外躲在兵营里烤火的红巾军发动奇袭，开京城里的高丽人也群起响应，里外夹攻，毫无防备的红巾军被杀得大败，死伤惨重。后来西京平壤也被高丽军收复，红巾军主要将领之一“破头潘”潘诚率残部逃回辽东，向元朝投降，后被处死。前后历时两年多得红巾军入侵高丽，就这样结束了。值得一提的是，驱逐红巾军之战中，当时只有27岁的青年将领李成桂表现突出。
再说恭愍王，开京被收复后他没有急着回去，而是在路上磨磨蹭蹭，走了一年零三个月。这期间他开始着手对高丽的文武官员进行了有目的的清洗，以“投降红巾军”的罪名惩处了一批官员，而一些异己的官员，和功高震主的将领，也被借故打击。此时，一直以来节奏把控很好的恭愍王，似乎失去了耐心，打击面划得太大，而局势也就此脱出他的掌控。
总结一下，元末乱局以来，高丽和恭愍王面对新局势，做出的一系列战略抉择，究竟该如何评价。
可以说，依附于元朝的高丽王朝，就是一个典型的“稳定脆弱系统”，说它稳定，是因为它依附于强大的元朝，甚至蒙古全球系统，只要这个系统不出问题，作为子系统的高丽王朝，也就能保证正常运转；而说它脆弱，是因为高丽王的统治根基，绝大部分依赖于元朝的支持，基础过于单一，所以当它所依托的大系统失灵，它也难免会被殃及。
恭愍王对这一处境的认识，可以说是清晰到位的，他看到了元朝系统面临着极高的崩溃风险，所以试图抓紧培养自己的统治基础，以期达到可以不依赖元朝，而独立自存。面对红巾军入侵，局势急剧激化，恭愍王的设想是利用抗击红巾军的机会，进一步为自己造声望，顺手通过战争清除异己，巩固王权。但手段上却过于急躁，反而自己搞坏了队伍的忠诚度。
另外恭愍王可能没想到的是，高丽的高官贵族中，也有人存着和他类似的想法，也想抓住元朝失势造成的东北亚权力真空，凭借战功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红巾军之乱，虽然消灭了一批恭愍王忌惮的传统重臣，却给了这些少壮派将领机会，让他们在战争中脱颖而出。可以说这个局势发展，走向了恭愍王谋划的反方向。
这批通过战争成长起来的少壮派将领中，最成功的就是李成桂，凭借对红巾军和之后对蒙古残余势力的战争，他积累了相当的功绩和实力。1374年，恭愍王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杀，1392年，已经掌握高丽实权的李成桂黄袍加身，建立了朝鲜王朝，高丽王朝灭亡。
后来朝鲜王朝编写了一部文学作品《龙飞御天歌》，其中说，红巾军入侵，恭愍王仓皇逃难，只有李成桂奋勇当先，是击败红巾军的首要功臣……总之就是通过歌功颂德，来证明朝鲜取代高丽合法性。恭愍王恐怕想不到，他的种种谋划，却给李成桂做了嫁衣。
而朝鲜半岛的改朝换代，距离元朝灭亡只隔了三十几年，从这一点看，“帝国的暮光”这一书名中所谓的“暮光”，也可以理解为，不仅仅指元朝的日落黄昏，也指高丽王朝的最后一道光芒。
元朝时期，作为附庸国的高丽处境尴尬，虽然在蒙古庇护下有一定自治权，但从王室到国家，很多地方受制于人。高丽王朝的恭愍王，利用元朝末年统治力下降和红巾军起义，试图趁机脱离元朝控制，但由于手段上的失误，没能完全达到预期目标，他死后不久，高丽王朝被朝鲜王朝取代。
而朝鲜王朝很快重拾“事大政策”，努力搞好跟中国明朝的关系，果然获得了比高丽时代宽松得多的国际环境。因此，如果我们忽略掉从高丽到朝鲜的改朝换代，而把它们看成一个整体，也就是“朝鲜人”的话，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到，元末以来，朝鲜人面对系统性变局所做的战略抉择，是成功的。这种小国面临系统性大变局时候的自存之道，也是本书能改给我们的有价值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