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武昌墙头的鲜血

贺胜桥一战，民国革命军大胜；吴佩孚大败。吴军潮水似往武汉狼狈逃窜，革命军排山倒海似穷追不舍。他们都狂奔70公里，奔向武汉三镇。

在逃往武汉的路上，吴佩孚与他的心腹刘玉春同乘一辆车，在车上吴对刘玉春交代：“我现在任命你为武昌城防司令，你要坚守武昌，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刘玉春明知道武昌城此时兵单粮少，武昌城守得一个月，守不了两个月，可他还是依然决然地向吴佩孚表示：“总司令，放心。您是我的大恩人，在我落难的时候收留了我，我必当涌泉相报，誓与武昌共存亡！”说完他们就兵分两路，吴佩孚奔往汉水，刘玉春奔往武昌。

于是出现了这么一幕：吴佩孚带着一伙人跑进汉口，“咣当”，关了汉口城门；吴佩孚临时任命的武昌城防司令刘玉春，带领另一拨溃兵冲入武昌古城，“咣当”，关闭城门死守；吴军第二师师长师长刘佐龙，带领最后一拨吴军溃军冲入汉阳，“咣当”，关闭的城门。吴佩孚的所有溃退败兵，都蜷缩在武汉三镇，这三道城墙后面的古城里。

    水，把武汉割成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浩瀚淼淼的长江，让武昌与汉口、汉阳隔江相望。武昌在公元220年前，三国时代的吴王孙权，为图霸业，朔江而上，取“以武而昌”之义，将鄂县，改为武昌，在此称帝建都。东吴立国60年间，武昌作为国都和陪都，先后达45年，与南京并称“东都”和“西都”。

武昌古城共有9个城门，城墙10米高，墙底座近18米宽，它像长城一样将武昌严严实实地包裹着。在这巨大逶迤的城墙下面，还有一道水深两米，宽3米的护城河。武昌古城坚如磐石，固如金汤。

新任的武昌城防司令刘玉春，他对吴佩孚忠贞不二，他全城戒备,严防死守,步步为营,铜墙铁壁似地坚守武昌，下定决心要让攻打武昌北伐的官兵，有来无回。他还真的让蒋介石、李宗仁带领的北伐军，攻打武昌时吃了不少苦头，更让数以千计的北伐官兵倒在武昌城墙下的血泊之中。

刘玉春，少时不务生产，游手好闲，光绪末年投军，后入东北讲武堂。毕业后分发到北洋陆军第8师当哨长。那时候军阀混战不断，刘玉春勇敢好战，在军事上开始崭露头角。他从掌握100人哨长，升为营长、团长、直至升到带兵数千人的旅长。民国十三年(1924年)，刘玉春被人密告：“刘玉春跋扈，难于驾驭”，刘玉春返京汇报时，立刻被免去旅长职务，后被直系军阀吴佩孚收留，聘为军事顾问。

刘玉春的凶狠暴虐秉性，在坚守武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就像一头凶狠的狮王，居高临下地站在自己领地的山岗上，要对每一个入侵者，都狞恶、残暴，彻底、干净消灭之！

1926年8月31日，临夜。

李宗仁带领的第四、第七军部分先锋部队，狂追吴军，兵临武昌城下。第四、七军总指挥李宗仁命令：“武昌，北洋都督府所在地，攻下武昌，就等于攻下整个武汉。快！趁敌人脚未立稳，攻打武昌！”

官兵们立刻从百姓中征集几百把梯子，杀声震天，气壮山河，士气如虹地冲向武昌城墙，援梯而上。但是，武昌城墙太高了，护城河水深没头顶，北伐军征集的梯子太短，官兵们就是爬到梯子顶部也上不了城头，无法攻城。刘玉春此时带领守城吴军，也已经有了准备，找来无数火把吊在城头上，将围墙照的通亮如白昼。攻城的革命军官兵全部暴露在敌人的机枪、手榴弹下，攻城北伐官兵伤亡过半，城墙下一片血海，倒下一堆堆向小山丘一样的北伐军官兵尸体，就是付出这样惨重代价，攻城官兵还是无一人能够接近武昌城的城头。

8月31日临夜，北伐军第一次武昌攻城惨败。

第二天，第四、七军全部兵力，和预备总队都到达武昌城下，李宗仁制定了9月3日，凌晨3点第二次攻打武昌城计划。

第二次攻打武昌，李宗仁让第四、第七军同时攻打武昌古城全部的9座城门，企图让吴守军顾东，顾不了西；顾南，顾不了北；让吴守军被多点进攻中，疲于奔命，慌乱中出错，北伐军从中找到机会攻城成功。总攻开始，北伐军炮兵分别向武昌城，和吴军炮位蛇山狂轰滥炸，但是吴佩孚的大炮比北伐军的威力更大，他们炮火朝北伐军猛烈反击，特别是游弋在长江的吴佩孚军舰上打出来的炮弹，更是威力无比，全部将北伐军的炮火覆盖，一颗颗炮弹在北伐官兵中炸开，让北伐军伤亡严重。北伐的官兵虽然英勇顽强，他们12人一组，扛着200斤重的竹梯冲向武昌城门，但是每一次冲锋都以失败告终。

武昌城城垣下，依旧躺满北伐军官兵们血肉模糊，层层叠叠的尸体。

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第一营是这次攻城的主力，24岁的共产党员曹渊担任营长，他的第一营全员为第二次攻打武昌城的敢死队员。领到攻城敢死队的任务，第一眼全营官兵都很兴奋。一位共产党员班长拿着一封信、一包衣服和几元钱，到营部向营长曹渊报告：“我们明天攻城！……如果我死了，请把这封信、衣服和钱寄给我母亲。”曹渊说：“我同你一样的不怕死，你的家信和东西不要交给我，可以交给周廷恩书记保管。”周廷恩也说：“我要同你一起攻城！向死而行！”9月5日凌晨，曹渊率一营冒着炮火，竖起云梯，攀登城墙，与敌军展开殊死搏斗，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曹渊见此情形，便在一个小山包后面俯身给叶挺团长写下紧急报告：“团长，天已露晓，登城无望……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理，请指示。曹渊。”刚刚写完“渊”字，一颗子弹飞来，曹渊不幸头部中弹，当场牺牲，年仅24岁，他写的那个“渊”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很长……曹渊牺牲的时留下一个不满2周岁的儿子。

曹渊，安徽省寿县人，1924年5月报考黄埔军校，被录取为军校第一期学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党派往黄埔军校教导团学兵连任党代表，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和第二次东征。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受党组织派遣到叶挺独立团任第一营营长。北伐武昌战役，叶挺独立团曹渊一营的300多名阵亡将士合葬于武昌洪山烈士陵园。曹渊是党领导的独立团北伐阵亡烈士陵园中名列第一的烈士，周恩来和叶挺对曹渊感情颇深，评价极高，周恩来赞扬他“为谋国家之独立，人民之解放而英勇牺牲了，这是非常光荣的。”新中国成立后，曹渊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在武汉市武昌洪山珞南街设立了曹渊革命烈士雕像纪念碑，他老家安徽寿县设有曹渊烈士纪念馆。

李宗仁痛心地明白，以北伐军现有的设施是不具备打武昌城的，他不得不再次发出号令：暂停攻城，将攻城队伍全部撤了回来。

这是北伐军对武昌城发起的第二次攻城，它同5天前的第一次攻城一样，以惨败告终。

就在北伐军攻打武昌城失利的时候，攻打汉口、汉阳的北伐军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被围困在汉口、汉阳的吴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吴军第二师师长刘佐龙私下与李宗仁接触，准备找时机投诚。因此李宗仁对武昌调整战略，不再对武昌武力强攻，改为围而不打，让守城吴军在消耗，和无援的绝望中放弃抵抗。

就在李宗仁要对武昌实施围而不打的战略时候，蒋介石带着白崇禧、唐生智、苏联顾问加仑来到武昌，蒋介石给北伐军下了一个刚愎自用，不容置疑的命令：“48小时内一定要攻下武昌城！”蒋介石还打出悬赏：“登上城墙的长官赏200元，士兵赏100元，最先上去的部队赏2万元！”

对于蒋介石一意孤行的命令，李宗仁摇头，白崇禧摇头，就是苏联顾问加仑也无可奈何。

第七军第二路指挥胡宗铎私下对李宗仁说：“武昌这样坚固的城墙，48小时内怎么能攻打下来？”

李宗仁只好无奈地回答他：“这是总司令的命令，攻不下，我们也要应付应付的。”

李宗仁心里像被刀剜割一样痛，他明白自己迫不得已的“应付应付”用的是北伐军官兵年轻鲜活生命的代价。李宗仁在他多年后的《李宗仁回忆录》里，回忆到这一段的时候有这样的议论：

“蒋先生总喜欢遇事蛮干，一味执拗，不顾现实，武昌第三次攻城之举，把他的个性弱点暴露无遗。蒋先生这种个性可以说是他个人成功的因素，也可以说是国事糟乱的种子。”

【引自【《李宗仁回忆录》唐徳刚著，第26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蒋介石定下第三次攻打武昌城的时间：9月5日凌晨3点，总指挥还是李宗仁。

因为要布置第三次攻打武昌，白崇禧来找李宗仁商量。李看到白崇禧闷闷不乐的样子，知道他心里很不痛快，也知道白的郁闷是为了蒋介石要求的强攻计划。李宗仁就对白说：“打应付仗，你想办法尽量多弄几门大炮、炮弹，炮要打得越激烈越好，这样我们死的人会少些。”

白崇禧问：“人力方面，你打算怎么布置？”

李宗仁：“蒋先生要我们组织800人的敢死队，我不能让这么多人送死，他们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官兵，不能这样白白去死去，砍掉一半，反正蒋先生又不会去战场上数人头。”

白崇禧点点头说：“只能这样，我想尽一切办法给你准备最强、最多的火力主支持。”

临走李宗仁还不放心地问了一句：“蒋先生会到前线督战吗？”

白崇禧：“一般不会。”

李宗仁问：“怕死，还是不敢？”

白崇禧十分肯定地说：“他不怕死。总司令嘛，上前线肯定比我们少，但他不怕死的。”

李宗仁不肯声了。

蒋介石喜欢轰轰烈烈的场面。

凌晨3点，一切准备完毕，蒋介石一身戎装，亲自到场简短演讲，给第七军敢死队鼓劲。蒋介石让所有司号兵集中齐奏冲锋号，完毕，全体敢死队员高喊：“革命万岁！”

蒋介石站得笔直，他像希特勒那样右手向前一挥，大喊：“出发！”

白崇禧能找到的大炮从各个角度对武昌城，吴军的蛇山炮位，长江上的吴军军舰一阵阵狂轰滥炸，北伐军的大炮用尽了所有炮弹，轰炸将近半个小时，北伐军的大炮停止炮轰，第七军敢死队，也像第二次总攻曹渊营的敢死队一样，他们像箭一样冲了出去！可是当敢死队刚刚冲到敌人有效射程内的时候，吴军的火力还是像变魔术一样，全部奋起，顿时枪声、炮声大作，它们疾风暴雨似的枪炮齐发射击、轰炸。第七军先锋队员们真的是英雄啊，他们的身影划出一道道闪烁的电光，奋不顾身，舍生忘死地冲入枪林弹雨，炮火纷飞中，让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了革命绽放，他们冲到离城墙还有100米，50米距离的时候，蒋介石命令冲带着短枪、手榴弹的锋队员列成一排齐头并进，冲向武昌城墙，结果敢死队的员们，全都是有去无回地消失在枪林弹雨的电光之中。

李宗仁看到一个个倒下去的敢死队心在滴血。

攻打武昌城另外几道城门的官兵，情况也是如此惨烈。一些官兵曾经潜伏到城墙根了，还挂上好些竹梯，官兵们相继攀登。此时，敌人的机关枪全部居高临下，对准爬梯的官兵勇士，结果他们一个不剩地跌落，倒在城墙脚下。李宗仁是一个身经百战，久经沙场的老将军，他也从未见过如此一心向死，勇猛直前的战士，也没有经过如此悲壮残酷的场面。李宗仁深深地为自己的战士英勇顽强，视死如归而骄傲；更为自己的指挥，将他们毫无意义地白白送死，而深深地自责。此时军中突然传了一道振奋人心的谣言消息，担任总预备队总指挥的刘峙攻入武昌城的忠孝门，第七军、第四军更是群情激愤，浴火奋战，结果战场更为悲壮，北伐官兵们整连整排地牺牲在城墙下面……

没想到这一次蒋介石要求与李宗仁到前线观战。李担心蒋没有当过下级军官，没有亲临战场第一线枪炮的经验，深怕蒋会在枪林弹雨中胆怯萎缩。当李宗仁和蒋介石走到城墙边上，战火正烈，流弹在他们身边左右穿梭，上下横飞。李宗仁偷偷观察蒋介石，他发现蒋极为镇静，面色从容，颇具主帅风度，这多少让李宗仁佩服的。

其实，这只是李宗仁对蒋介石的不了解。蒋介石还是有过不少炮火纷飞的经历的。其他的不说，就在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打广州大元帅府，孙中山连夜奔到永丰舰避难，蒋介石从上海冲破重重封锁，奔赴广州，冲上永丰舰力救孙中山的56天的经历，也是值得一书的。当时，蒋介石天天白天冒着被陈炯明攻击的极度危险，勇敢地立在船头，牢牢把握船舵，夜里又要带着官兵到广州街上找淡水、食物等等，这是蒋介石一段艰苦卓绝的经历。还有蒋介石1925年10月14日，广东国民政府组织第二次东征，讨伐叛军陈炯明，东征军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攻克了号称“固若金汤”的惠州城的经历也是可歌可泣的。那时候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二军为骨干，并将其编成三个纵队，总兵力3万多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兼任这次东征总指挥。惠州城是东江重镇，更是陈炯明部扼守的一个重要据点，被当时的人称为“南方第一坚城”。在第一次东征时期，滇桂联军无法攻克此城。

叛军在惠州的指挥官名叫杨坤如，在进军途中，蒋介石曾给杨坤如发去一电，内容为：

“审时度势，所部即刻退出惠州城，允暂驻白芒花一带，许以自新，免得兵戎相见”。

但杨坤如不仅不降，反而贴出一张誓与民国东征革命军对抗到底的四言韵语布告：

“蒋贼中正，

  谋国不忠，

  实行共产，

  扰乱广东。”

【引自资料百度词条】

为尽快攻克惠州城，总指挥部定在10月13日上午9时30分总攻。总指挥部还组织了一支650人的敢死队， 针对惠州城墙非常坚固险要的实际，蒋介石决定炮火集中攻打北城门，待炮火奏效以后，再由敢死队迅速爬城。至午后1时许，北门城楼已被摧毁，城墙也被轰开缺口10数处。下午2时，敢死队在距城墙2000米以外的地方开始冲锋，遭到未被炮火摧毁的敌机枪扫射，死伤惨重，第一二军指挥何应钦见伤亡过重，只好下令停止进攻，当天攻打惠州城失败。第二天继续攻城，经过30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惠州城才被攻破。这一战役打死陈炯明叛军2000人，而蒋介石带领的国民党东征部队也战死1000多人。就以上永丰舰，和攻打惠州城来看，蒋介石是经过炮火纷飞，枪林弹雨洗礼的，不然他决不可能面对子弹在他身边左右、上下飞舞时候，可以有脸不改色，心不跳的镇静。

蒋介石在李宗仁的陪同下，看到前线看到血肉横飞，官兵们前赴后继地倒在敌人的枪炮中。李宗仁抓紧机会给蒋介石介绍攻城战况：我们已经组织了敢死队三次进攻，官兵们非常勇敢，都迎着枪炮向前冲锋，可是他们都在冲锋中倒地，最多也就跑到墙根也倒了下去，800人的敢死队差不多全打完了。

李宗仁追问“蒋总司令，我们还要再组织敢死队吗？”

蒋介石也感到硬攻无望了，他轻轻地说：“不用了。”

李宗仁当即下令，停止进攻！

第三次对武昌城总攻，这一次第四军、第7军牺牲了敢死队员300人，李宗仁没有让800人冲上去，他知道自己违反了总司令蒋介石的军令，可是李宗仁觉得那是一个明显荒唐、错误的命令，为了保护这500个官兵的鲜活生命，李宗仁觉得就是掉了官职也值得。

所幸的是，这时候北伐唐生智的第八军已经逼近汉阳、汉水，原来和李宗仁私下接触，准备起义的吴军第二师师长刘佐龙，真切感觉到再坚持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于是率领他的第二师全部倒戈起义，加入革命，火线中刘佐龙升为北伐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他当即用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枪炮，炮击吴佩孚的司令部，吴佩孚仓促乘车逃跑。吴佩孚从河南调配过来支援的吴军，也被刚刚起义倒戈的刘佐龙击退在滚滚长江里，吴军纷纷落水淹死，吴军起义将领刘佐龙，趁势占领了汉口、汉阳。

武昌，成了瓮中之鳖。

李宗仁决定对武昌围而不攻，让武昌守军在没有粮草、炮弹、援兵中，绝望地消耗意志，艰难度日。

原来溃败的吴军从贺胜桥狼狈仓促逃窜回武昌城里，也没有储存多少食物，如今全城缺粮，百姓把能吃的都吃了，现在野菜也挖完了，开始有人吃树皮，大街上也四处躺着饿死的人。围城半个月后，北洋军队也粮尽援绝。而城内百姓更是家家断炊，还兼外有炸弹不时落下，内有败兵日日抢劫，病死饿死者不计其数。九月底，经汉口商会等慈善团体呼吁和斡旋，争取到开城门三天、让老弱妇幼出城就食的机会。

但是，蒋介石、李宗仁，决不够守城的吴军得到一粒粮食。

武昌城被围困25天了，城防司令刘玉春试图带领吴军突围，被民国唐生智的第八军拦截，未获成功。到了第吴军被围困在武昌城33天了，吴军守城防司令刘玉春，还是忠贞不二地为吴佩孚坚守着武昌城。他是在自己不得志之时，被吴佩孚提携重用，这让刘玉春感激涕零，始终不渝地坚守武昌。他还在给吴佩孚发电表示：“就是抛头颅，洒热血，也一定要和北伐军干到底，誓与武昌共存亡。”武昌城没有粮食，他就和士兵一起吃糠咽菜，决不多吃一粒米。他总是相信，吴佩孚会带援军来解救武昌城的。吴军在他的鼓励下，与他患难与共，他们拖着饥饿孱弱的身体，还艰难地爬上城头，对围困他们的北伐军放冷枪。

这一天又到了中午饭点时，天空上突然飞来北伐军的一架飞机，散落飘来无数纸片，除了一些像往日那些让吴军放弃抵抗，起义投诚的内容外，这次的传单还多了一些吃内容的传单，上面列满了各种湖北名菜小吃：清蒸武昌鱼、干烧大白刁、红菜苔炒腊肉、排骨莲藕、红糖糍粑、襄阳牛肉面、粉蒸肉、热干面、四季汤包、麻辣鸭脖子。最可气的是在这些菜名、小吃名旁边，还画着一瓶湖北襄阳黄酒。

当兵的把飘下来的传单给刘玉春看。

刘玉春让当兵的多捡一些吃传单来，他又让人拿来一个炉子，当着大家面把一大叠印着吃内容的传单烧成灰，然后刘玉春把这些传单灰，放在一大杯水里，搅融，他就当众一口一口地把这些灰水往肚子里吞。一边吞，刘玉春还一边还大声叫骂：“日你姥姥蒋光头！你看着，我用热干面就清蒸武昌鱼，黄酒配腊肉！蒋光头，你这土鳖子想饿死我？没门！”

看着刘玉春，边喝灰水，边骂大街，手下勤务兵默默地拿了一个用粗糠拌着野菜的窝窝头进来，换下刘玉春手中的灰水杯子。刘玉春吧嗒吧嗒着嘴，大口大口地吃着粗糠拌野菜的窝窝头。

这个印着湖北名菜、名小吃的传单，是白崇禧参谋王守谦主意。对，这个王守谦，就是黄秋妹和王水保的孙子，他是白崇禧最喜欢的参谋，现在已经是参谋科长啦。自从部队对吴军采取围而不打之后，王守谦就像打了鸡血似的换了一个人，他不停地给白崇禧出些很有用的主意，比如这次让飞机空投传单加上湖北名菜、名小吃，这对饥寒交迫的吴军起到了非常好的情感催化，个别吴军会递出纸条：“给我们一点吃的”，过了两天，王守谦又把第七军的纪律绘成连环画，让很多不识字的吴军士兵都看得懂：第七军军官不打当兵的，王守谦让人画一个当官的教当兵的认字，又对应地画着吴军当官的用皮带抽当兵的；第七军对百姓秋毫无犯，买卖公平。王守谦让人画第七军官兵在圩场买东西，小贩拿称称，士兵付钱。这时又对应画一幅吴军抢走百姓的鸡鸭。这一本新桂系第七军，与吴佩孚军阀纪律比较连环画，投放到武昌城内效果非常好，夜间每天都有10多个士兵带着枪，偷着爬出围墙，跑到第七军驻地起义投诚。

问他们为什么要投诚？

这些反叛的吴军说；“当官的不打人，有好吃的。”

有一天夜里，总参谋部只有白崇禧和王守谦在，白问：“王科长，你最近出的主意不错，那些印着吃的传单，和连环画很有效果，可是早些日子你干活慢腾腾的，让你去传达命令，人像被胶水沾似的，动也不愿动；这几天工作积极主动，出的主意很有效果，几天功夫，反差太大了。”

王守谦对白崇禧说：“白副总参，强攻的时候我看您也闷闷不乐，明知道让官兵们白白送死，还非要这么干。那两天，您也不愿说话嘛。现在不同啦，您说话嗓音都不一样，洪亮多了。”

向来不拘言笑的白崇禧听到这里，居然笑着给了王守谦一拳。

  北伐军围困到第40天，一直坚信吴佩孚会带援兵来解救武昌的刘玉春得到确切消息，吴佩孚不可能来救武昌了，加上许多守城吴军意志崩溃，大量吴军官兵私下准备起义反戈，到了10月l0日，吴佩孚的守军河南第3师李俊卿师长率部投降，并打开保安门，迎接第4军入城，武昌城吴军全部缴械投降。至此，围攻了40多天的武昌城为北伐军占领。

北伐攻入武昌后，刘玉春顽抗到底，不肯投降。他跑到蛇山上躲起来，后来被北伐军搜山找到，眼看见自己要被俘了，刘玉春拿起手枪，对准自己太阳穴自杀。“啪”的一下枪响了，刘玉春没有死，北伐军搜山官兵先他一秒，击中了他的手掌，武昌城防司令刘玉春被活捉，后来被国民党政府公审。

审判官问他：“为什么不投降？”

刘玉春反问：“玉春是国家大将，有守土之责，若是革命军中大将，听见枪响，即投降，您以为何如？”

郭沫若当时在北伐军总政治部任职。刘玉春被俘后，郭沫若曾和他有过一次“访谈”。刘玉春向郭沫若解释，他之所以死守孤城，是“忠于军人职守”，军人“只晓得服从上官命令”。

刘玉春后来回忆说，当时吴佩孚决定要坚守武昌城时，“诸将领皆言武昌城大兵单，不易守，不如退师江北”。吴佩孚斥责说：“尔等在湖北多年，当为湖北守省城，若弃省城，是弃湖北也。”当吴佩孚任命刘玉春为武昌城防司令时，刘玉春深知“守城难”，但考虑到自己应该“报答”吴佩孚，遂受命。刘玉春说之所以要对吴佩孚“报恩”，是因为两年前，刘玉春被北洋军第8师师长排斥，并解除旅长职务，刘玉春环顾左右，除了吴佩孚无路可走，他投奔了吴佩孚。没有想到自己不仅被吴佩孚接纳，还被吴“引为心腹”，委以“高等军事顾问”等要职。刘玉春因此对吴佩孚“感激入骨，愿为之死”“所以决心图报者在此，所以始终不渝者亦即在此耳。”

后来国民党政府公审结果，竟然以刘玉春的“大义凛然”“守城无罪”的名义，将刘玉春无罪释放。全然忘记曹渊那些数以千计的烈士们为了攻打武昌，壮烈牺牲的血债，真让人咬牙切齿，拍案而起，义愤填膺。民国第八军军长唐生智还认为刘玉春是个难得人才，也将他收入军内任军事参议。只是刘玉春无意军旅，解甲回到天津家中，6年后在天津病故。

从公审刘玉春莫名其妙，颠倒黑白的结果看到，国民党政府的未来是混沌的，完全没有一个国家新政府旭日东升的光芒。

如鲠在喉，为烈士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