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贺敬之终于投入到了国立湖北中学的怀抱里。他以一颗卓越的赤子之心，热情地吮吸着知识的甘露。国难当头，其实手中哪有什么正规的课本呀？《新华时报》、《群众周刊》以及艾青、田间和臧克家的抗战时歌，吹向了英雄的号角。在吟诗和看报中，他们不断地陶冶着自己的爱国情操。
贺敬之对田间的诗歌《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特别青睐：“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贺敬之读得义愤填膺，读得热血沸腾，读得火冒三丈。田间的诗就是战斗的旌旗，它为贺敬之奋战的心路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去打仗，用鲜血杀出一条生路来，然后再用手指着鬼子的骷髅说：“狗日的，滚蛋！”田间的短诗是诗人的宠儿，也是读者的宝贝。贺敬之和他的同学们，像是捧着自己的心肝似的，爱不释手：“狗强盗！你要问我么？枪、弹药，埋在哪儿？来，我告诉你：‘枪、子弹，统埋在我的心里！’”一颗真心就是爱国的兵工厂。它既可以是文字的工作坊，又是可以文学的弹药库。用笔把心掏出来，你就可以听见子弹的笑声。中国不是好欺负的！中国人的文心里，不知珍藏着多少大无畏的勇士。他们都是爱国的金种子，都是抗日救亡的新武器。
在火热的生活的漩涡里摆渡，贺敬之诗读得多了，就想拿起笔来当枪使，当刀用。他也想在稿纸上战天斗地。14岁的他开始写诗，用诗的触角去亲吻民族精神。笔中的墨当然不是一抹黑，而是几滴会战斗的血。他拿起了笔杆子，每一首诗篇都是热血沸腾，每一个诗句都是杀气腾腾。一位老师开始情不自禁地为他竖起了大拇指：“敬之，你的诗写得真好，生动形象、铿锵有力，富有战斗力！”贺敬之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心里充满了胜利感和成就感。那位老师继续鼓励贺敬之：“别小看了你这支笔！”在前线，枪是将士们手中的笔。在后方，笔就是诗人们手中的枪。枪可以用来战斗，笔也可以用来战斗。他们都是热血勇士，你们都是战斗英雄。笔，理应向枪致敬。枪，也理应向笔敬礼。贺敬之使劲地频频点头：“嗯嗯，老师说得很有道理。”我们就是要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为这样的一支支钢枪，壮怀激烈；我们就是要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这样的一支支文笔，豪迈襟胸。
贺敬之的头脑仍在茁壮成长。他的文笔，俨然已经成长为一名抗日宣传的积极分子了。他觉得自己笔头的使命更加沉重了，他觉得自己笔尖的威力也更加神圣。“沙场秋点兵”，他用笔在稿纸上不断地横扫着国难和耻辱。但怎奈，他的诗写得再好，可毕竟属于一个小诗人。他确信，他是读过大诗人的作品的。他做梦都想与真正的大诗人面对面，零距离地感受一下诗魂的风采。天随人愿。不久，诗人臧克家率领第五战区文化服务团要来湖北中学演讲。贺敬之兴奋得一蹦，简直都快要跳到彩云的肩上去了：“咱们赶快去占座吧！”他对身边的同学说。其实消息早已不胫而走，不翼而飞。会场上人山人海，贺敬之只能远望着诗风的气质。臧克家刚刚步入而立之年，他面对从山东逃亡过来的学生，给予深切希望：“在异乡，喜听熟悉的乡音。在救亡歌声中，我遇到你们这群青年人……”乡音、乡情与乡愁交织在一起，拉近了贺敬之与臧克家的心理距离。我骄傲，我是山东人。诗歌在武汉，这是中国的荣耀。诗人在湖北，这也是山东的荣耀。我愿山东诗人，在中国大地上，驰骋战马。我愿山东诗歌，在华夏国土上，开满鲜花。
贺敬之继续在诗歌中战斗。怎奈诗歌之外，国军惨败，“武器丢得遍地都是”。军心，像是一盘盘散沙，各自怀着小九九，越逃越败，越败越逃。中国的出路仿佛一下子被夜色给堵住了，看不见太阳。曙光何在？在曙光没有到来之前，国立湖北中学的师生们仍须西迁入蜀。此行的目的地是四川梓潼。就这样，国军拱手相让，湖北的山河成了日寇的观光台和练兵场。
半年的湖北中学的时光啊，你又被卷进了逃亡的洪流之中。师生们日夜赶路，有时竟然一天长达一百二三十里地。“前面快到剑门关了！”有的同学开始大喊。汗水，在贺敬之的额头上，口渴地张着大嘴。血泡，在贺敬之的脚心里，无声地倾诉。赶快找找水壶，顺便找块平整的大石头，犒劳一下疲惫的身躯吧！此时，一些同学也都自觉地加入到了贺敬之的文艺圈里。一个胖乎乎的青年，不由得吟诵起了李白的诗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还有的同学在剑门关上小做着文章：“柴门，起不到防盗的作用。吾梦有一把神剑立在此地，可以拒敌于千里之外。我就愿意做这样的一扇门，为国人虚掩，请进！为日寇作羹，闭门！”有一个学生，始终不肯说话。他是从南京逃出来的。他的记忆里满是亲人的鲜血。偌大的一个城，一下子成了屠宰场。市民任人宰割，我们都成了牲畜。人类的尊严，彻底得斯文扫地了！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中国还有希望吗？中国的希望到底在哪里呢？胖子在思考，瘦子也在思考。在不胖也不瘦的文字的间隙，谁还能活出清高？
一路上，贺敬之看到的是土地荒芜，难民倒毙，强盗横行，官兵不作为。国之运，就是民之命。民之命，就是老百姓的死亡的鲜血和重生的热泪。
经过一个多月的“小长征”，贺敬之终于到达了梓潼的第一分校。此时的贺敬之写作热情空前高涨。他以笔为刀，发出了讨债的心声：“我是中国人，为什么做牛马？从今后三千万人民要出头！”他的政治诗堪称千军万马，抒写出了国人心头的壮志豪情。
《失地上的烽火》在《中央日报》连载，《北方的子民》在《朔风》发表，《夜》在《大公报》登陆……贺敬之的文学才华，开始吸引更多的艺术眼球。
在破烂的《大公报》和《新华日报》里，莘莘学子们苦寻着太阳的真理。真理的太阳，让贺敬之看到了延安和红军的魅力。这两个名词，犹如一剂文化的药方，开始冶愈内心的伤痛。听说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的壮举，听说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听说诗人何其芳和周扬都在那里。红军令人景仰，延安也令人神往。如果能够上鲁艺学习，那该有多好啊！贺敬之摸黑，在日记里写下了四个激动不已的大字：“到‘那边’去！”那边，指的就是革命胜圣地——延安。
直到1940年4月的一个傍晚，贺敬之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看到了一则鲁艺的《招生简章》，他才如释重负。到延安去，考鲁艺吧！同学，我去！同学，走你！
贺敬之的心啊，像是一个晶莹剔透的发光体，指引着他的视线，开始眺望终身信仰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