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有三样看家“法宝”：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常规武器，它们被称作选择性政策工具和补充性政策工具。高居金融金字塔顶端的中央银行，若能娴熟地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便可闲庭信步，处变不惊了。

        有人说，货币是现代经济社会的血液，不可或缺，无处不在。中央银行则好比心脏，吞吐万象，举足重轻。它不以赢利为目的，也不经营普通银行业务，其主要职能之一，就是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应量，影响信贷总规模，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提起货币供给，人们很容易想到“发票子”。其实，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不仅指流通中的现金，而且包括存款。不同的货币资产，流动性殊异。比如，活期存款比定期存款提现方便，用现金进行交易，又比活期存款少了许多麻烦。各国根据货币资产的流动性，将货币供给划分为不同的层次。

        在我国，将流通中的现金称为M0，它与消费物价水平变动密切相关，流动性最强。M0加上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通称M1，也叫狭义货币供应量，其数量变化，反映企业资金松紧状况。在M1的基础上，加上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以及居民储蓄存款，构成广义货币供应量，通称M2，它的流动性最弱，但反映社会总需求的变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参考指标。

        当经济萧条时，央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刺激经济复苏；经济过热时，则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给，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有三样看家“法宝”：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

        各国的金融法规都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将吸纳存款的一部分存到央行，这部分资金与存款总额的比率，就是存款准备金率。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流通中的货币会成倍缩减。这里边的道理不难理解：商业银行往中央银行交的准备金多了，自身可支配的资金便少了，于是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减少，企业在银行的存款相应地会更少，“存款—贷款”级级递减，整个社会的货币总量大大降低。这很像我们调试音响——降低功放机的功率，输出的音量自然会减小。反之，如果央行调低存款准备金率，流通中的货币量便会成倍增加。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充当着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囊中羞涩，最后往往要向中央银行求借。借钱不是空手套白狼，总得有所付出。企业向商业银行求贷时，经常将未到期的商业票据转让给银行，取得贷款，这称为贴现。商业银行如法炮制，将手中的商业票据转让给央行，称为再贴现。中央银行接受商业银行的票据，要在原价基础上打折，折扣率即再贴现率。显然，央行改变再贴现率，相当于增加或减少商业银行的贷款成本，对其信用扩张积极性或抑或扬，货币供应量便也相应地收缩或膨胀。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有一个相似的特点，就是力度大，显效强。1999年3月，我国人民银行将存款准备金率降了两个百分点，商业银行一下子便多出了2000多亿元的用资金。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再贴现率生成机制，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三年时间里连续四次调低再贴现率，使商业银行和企业有了大量的活钱可用。以上两项大动作，大大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对刺激投资，拉动经济，作用不可低估。但是，药猛伤身，正由于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对一国金融影响至深，所以，不到重要关头，中央银行并不轻易动用。央行“三大法宝”中，使用最多的还是公开市场业务。它是指央行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有价证券（如国债）的活动。当央行买进有价证券时，向出卖者支付货币，从而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量。反之，则减少货币量。公开市场业务最大的优点，是央行可以经常运用它，对经济进行微调，操作灵活方便，对经济的震动小。所以，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联储90％的货币吞吐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进行，德、法等国也大量采用公开市场业务调节货币供应量。但公开市场业务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一些重要的前提，比如央行要有雄厚的实力、利率要实行市场化、国内金融市场发达、可供操作的证券种类齐全等。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箱里，“三大法宝”威力无边，使用频繁，被称为一般性政策工具。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常规武器，它们被称作选择性政策工具和补充性政策工具。前者指央行对某些特殊领域的信用进行调控。比如，为防止房地产投机，央行对金融机构不动产放款作出专门规定；通货膨胀时期，央行对耐用消费品信贷消费作出限制，可以抑制消费需求，缓解物价上扬；提高证券保证金率等证券市场信用控制措施，可以遏制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要求进口商预缴进口商品总值一定比例的存款，能够控制进口的过快增长；对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和经济部门，实行优惠的利率政策，则为多数国家所采用。补充性政策工具大致可分为直接信用控制与间接信用指导两类。美国在1980年以前，有一个Q条例，规定了商业银行存贷款最高利率限制，防止银行抬高利率吸储，从事高风险融资活动。规定商业银行的流动资产对存款的比率，也是限制信用扩张的强制措施。信用配额、直接干预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等，虽然仅在特殊情况下使用，但其直接、强制性的信用控制，对于问题的解决往往立竿见影，收效神速。中央银行采取选择性政策工具，或者使用直接信用控制时，象严厉的父亲管教不听话的孩子。而间接信用指导，则像慈母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其中，道义劝告是各国央行最经常使用的工具之一。央行行长与金融巨子们见面恳谈，共进晚餐，在握手举杯之间，点明央行货币政策意图，求得理解与合作。例如，当国际收支出现赤字，央行会劝告金融机构减少海外贷款；房地产与证券市场过热时，又会要求商业银行缩减对这些市场的信贷。战后的日本，长期盛行窗口指导。中央银行根据产业行情、物价趋势和金融市场动向，规定商业银行的利率、贷款额，并要求其执行。如果商业银行不听招呼，央行则会削减向该行的贷款额度，甚至停止提供信用。从二战结束到1974年，日本通过严格规范和高度管制的窗口指导，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间接信用指导毕竟没有法律约束力，这种货币政策工具要发挥作用，中央银行要有较高的威望和控制力，否则商业银行便难免会为一己之利，与央行意愿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