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38年，杜镐出生在南唐一个中级官员家庭。父亲杜昌业官至虞部员外郎，隶属工部，掌管山林、苑囿等事务。这样的家世，为杜镐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条件和文化根基。
杜镐自幼刻苦攻读，博闻强记，尤精经史，往往过目不忘。父亲随意提问，他都能准确答出此事载于“某书某卷某行”，父亲一查，果然分毫不差。
杜镐不仅记忆力惊人，更能触类旁通、灵活运用。十多岁时，他那已做法官的兄长遇到一桩“子毁父画像”案，因律无明文，迟迟不能判决。年纪轻轻的杜镐建议道：何不参照“僧道毁坏天尊、佛像”之律处理？兄长采纳，棘手案件迎刃而解。
杜镐是通过科举正途入仕的。他选择的是极考验记诵功底的明经科——这恰恰是他的强项。凭着扎实过硬的功底，他顺利通过考试，步入仕途。关于这场考试，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开考前一日，杜镐在旅舍午睡，忽有老鼠衔着一卷书从门缝钻入。杜镐醒来驱赶，老鼠却不慌不忙，将书放在床边才悠然离去。杜镐取书一看，竟是《孝经注疏》。他心中惊异，便反复研读。进入考场，考题正出自此书。杜镐轻松中第。
《孝经注疏》是唐代官方整理的《孝经》注释本，由唐玄宗亲作序文，乃科举必读教材，如同今日语文考试的背诵默写，须滚瓜烂熟方能满分。对旁人或许艰难，对杜镐却恰是主场。那卷书是否为老鼠所衔，早已无从考证；但于一位刻苦勤学、博闻强记的读书人而言，他必是早就烂熟于心——临考之时，连老鼠也赶来助阵。
杜镐入仕南唐，初授“集贤校理”，掌校勘皇家藏书，类似今日国家图书馆的研究馆员。此职位品级不高，却属文官中的“清要”之职，常由学问精深的进士或翰林充任。杜镐自踏入职场，便恪尽职守，虽年轻而稳重，学问大而谦逊，深得同僚敬重。历练数载，被南唐后主李煜看中，调至朝廷核心机要中枢——澄心堂，负责诏令政务，从普通馆臣一跃成为皇帝身边的重要顾问。
李煜乃千年一遇的词帝，也许不算成功的君主，却绝对是皇帝中最成功的词人。按常理，杜镐大可投其所好，吟风弄月。他未必没有诗才，可他一生竟未留下一首诗词。明代成化二十三年进士、广东顺德人苏葵，在《咏史四首》其四中这样写道：
《咏史四首·其四·种放》
收得还山御赐诗，一生风致后人知。
如何杜镐陪恩宴，只诵移文不属辞。
这首诗将走“终南捷径”的隐士种放与学者杜镐对举，揭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世姿态：种放表面归隐、实则贪慕荣华，而杜镐即便陪侍御宴，依然不阿谀、不附庸，只诵公文、不赋辞章——坚守学术本分，言辞谨慎，求真务实。
公元975年，南唐亡国，并入北宋版图。时年三十七岁的杜镐，不依军功，不靠攀附，只凭一身学问，立足新朝，并显达于太宗、真宗两朝。
太宗年间，杜镐任职秘阁校理，专为皇帝讲解经义，答疑解惑，活脱脱一部“活字典”。一次，太宗欲南郊祭天，却适逢彗星出现，便命宰相赵普驰问杜镐。杜镐以“祭祀遇日食尚须停罢”为由，建议取消祭典，太宗竟真的听从了。
真宗朝，杜镐更成为皇帝的御用顾问。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绵延二十五年的战火终于熄灭。谈不上谁胜谁败，但终究云开雾散。御驾亲征的宋真宗自澶州返京，行前忽生疑虑：该不该在汴梁举行接驾仪式？若办，是隆重还是从简？真宗拿不定主意，便去问那位有“杜万卷”之称的礼仪专家。
杜镐答道：“当年周武王伐纣，一路上尚且前歌后舞。如今陛下凯旋，举礼庆贺，有何不可？于义无碍，于礼有据。”他把澶渊之盟比作武王伐纣——这是非同小可的胜利，是无可置疑的凯旋。真宗闻之，龙颜大悦。
从南唐到北宋，从普通馆臣到皇帝身边随问随答的首席顾问，杜镐声望日隆，地位已不可谓不高。但他始终守住学者的本分，终生勤学，把全部心力倾注于学识的精进。生活上一切从简，性情宽和，安于清贫。他所居之屋，破陋不堪，仅能遮风避雨，却二十年间不曾搬迁。公余之暇，便埋首古籍；年过五十，仍日读经史数十卷。在馆阁值宿时，他四更天便起床诵读《春秋》。这份克勤克俭、严守本职的学者风范，从青年一直保持到生命的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