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焦虑这一概念，首先要区分恐惧和焦虑的差异，虽然恐惧与焦虑都是对危险的恰当反应，但在恐惧的情况下，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和客观外在的，而在焦虑的情况下，危险是隐而不露和主观内在的。
在我们的文化中，一般人很少意识到焦虑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我们有可能具有焦虑而自己一无所知。
我们竭力摆脱或避免焦虑，是因为在焦虑心情中的某些因素，对个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这些因素主要包括：
1、感到自己完全无能为力；
2、文化强调理性，将非理性的东西视为低级的东西；
3、人本能反感必须改变自己的某些态度。
为了摆脱焦虑的感觉，文化提供了四种逃避焦虑的方式：
1、把焦虑合理化。这是逃避责任的最佳解释，目的是既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又设法得到只能由这种改变获得的好处。例如：以爱（道德）为名的强迫，借着“为你好”的名义掩盖自己的焦虑和软弱并冠以高尚准则。
2、根本否认焦虑的存在。对焦虑不顾一切的克制，焦虑事实上仍存在，问题无法解决。
3、麻醉自己。具体表现在由于对孤独的恐惧投身社会活动、拼命沉浸在工作中、过量的睡眠和性行为。
4、避免一切可能导致焦虑的处境。这是一种最彻底的逃避方式，个人会无意识的在有可能产生焦虑的事情上拖延时间，陷入一种“自我抑制状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这种抑制作用通常难以察觉。
我们必须先意识到自己走某件事情的愿望，才能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做这件事的能力，如果一种抑制作用强大到足以阻碍我们的愿望和冲动，我们就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种抑制作用的存在。
抑制作用在个人生活中有非常重要的职能。例如：如果一个人面临具有巨大竞争性焦虑的工作，如果他承认自己不够强壮无法胜任工作，这种信念能保护他，而如果承认他的这种信念是一种面对焦虑的自我抑制，他就得直面焦虑，让自己陷入心理紊乱。
个人的抑制状态符合文化所赞同的抑制形式。例如：在强调“服从”的文化环境氛围中，我们可能很难产生批判性想法，而自己根本意识不到这种抑制作用的存在。
焦虑产生的根源：敌对冲动，敌意是造成焦虑的主要心理力量，这点可以从抑制敌意产生的心理后果中看出。
压制敌意意味着“伪装”一切正常，从而使得在本应进入战斗或至少我们希望进入战斗状态时，避免进入战斗，回避进入战斗状态的后果是对方变本加厉的攻击，个体在逃避中越陷越深，以至彻底失去防御能力。
这种由于感到外界强大危险而萌生的一种缺乏防御能力的感觉，就是典型的焦虑状态。
神经症患者的童年所处的环境通常缺乏真正的温暖和爱，父母制造了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儿童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受到压抑的敌意而产生焦虑，这些焦虑具体表现为：
1、因为我需要你，所以我必须压抑我对你的敌意；
2、因为我怕你，所以我必须压制我对你的敌意；
3、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否则我就会失去爱。
儿童时期由于这种不利的环境影响产生的焦虑会不断发展，但这种焦虑是被局限在特定的周围环境还是发展成为对所有他人的敌意和焦虑，这两者有非常大的区别。
前者是一种情境神经症，只要通过改变环境就能得到极大的治疗效果，而后者是一种性格神经症，它发展成为一种在内心不断增长的，到处蔓延渗透的孤独感，会凝化为一种面对世界与他人的性格态度，构成隐藏在与所有人关系的基础，由此产生了对他人的基本焦虑和基本敌意，这两种要素成为构成神经症的构成要素。
这里要注意区分神经症患者心中的基本焦虑和基本敌意与正常的焦虑和敌意之间的区别。
人生而有缺陷，健康的成熟的人不会对人类的缺陷感到无能为力，他能够整合遭遇的不幸，让心理不至于陷入紊乱。神经症患者无力驾驭这些不幸，由此产生了焦虑，他希望依赖他人，却又对他人有深深的不信任和敌意，因此他不得不将绝大部分经历花费在寻求安全保障上。
在我们的文化中，寻求安全保障对抗基本焦虑的方式主要有四种：
1、爱：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
2、顺从：如果我放弃自己，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3、权力：凭借获得实际的权利、成就、占有和智力上的优越赢得安全感。如果我拥有权力，就没有人能伤害我。
4、退缩：具体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外部获得独立（占有和囤积或将一个人的需求压缩到最小），二是通过内部获得独立（使自己与他人脱离感情上的联系）。
退缩与顺从有着共同之处，两者都是通过对自己愿望的放弃。基本想法是：如果我向后退缩，就没有事情能够伤害我。
以上对抗基本焦虑的策略虽然能暂时让内心的焦虑得到缓解，但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即导致整个人格的萎缩，而且这些策略常常与周围环境发生冲突，这些完全不能解决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常见的动力核心。
在现实中，最经常发生的两种冲突：对爱的追求和对权力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