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中，“真理”相当于“品质”。

历史意义的本身来自于特殊世界的特性。

未来不会屈从于理性的意旨。

胜利往往考验着革命者的良心。

由于人性，人性化一直是一件我们未能做好的事。

通过揭露异端来表现正统。

教条的词汇，往往表达的是一种非真实。

正当性有时源于一种被赋予的历史。

一个思想家，往往会对一个不可能容忍他的世界很宽容，而对尊敬他的世界无情。

抹杀个人历史，其目的是为了抹杀个人的正当性。

把意识形态变成判决，恐怕不止是悲哀。

所谓伟人，乃是能经受住未来裁决的人。

绝对化，更多的可能是来自于某种需要而非认识。

由于历史不具备当下的权威性，还有谁会在乎将来呢？

每个人本身就具有人类处境的整个形态。

历史重构所表现出来的同质性并不排斥各种差异性。

如果说从科学中演绎出来的技术是理性的，那么，人类社会从来就不是理性的。

“历史的目的”就是人性的“投射”。

理性有可能支配激情，单并没有确定理性对激情的支配。

有的教育，并非把人当做人，而是作为动物来对待。

低估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会产生的后果，是人类的通病。

不反抗的理解与不认同的接受，是为犬儒主义。

对历史的真正认识使我们时时记得宽容，而错误的历史哲学则只会传播狂热。

文明的多样性、政体的多样性、人的活动的多样性。

有人类共存的逻辑存在，历史才有意义。

利用人类激情的“理性的诡计”。

环境把机会留给人类，而人类能抓住这种机会的情况并不多见。

对局势往往很少有足以使手段和目标结合在一起的全盘了解，故此，行动更像是在下注，而且只能是下注。

决定论的解释与重视历史进程的偶发性事件的观点互为补充。

历史事件，只有在它能够通过因果关系来解释时才是可以预测的。

一种实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制度，就本质而言，是不稳定的。它包含着经济衰退的危险。

冲突在更多的情况下是通过妥协，而不是武力来解决的。

辩证法，从一种“全体性”转向另一种“全体性”与一种可以理解的必然性相一致。

理想，往往不是因为失败，而是因为取得了成功才被遗忘或者抛弃；

出身的特权一旦消失，就会为金钱的特权打开道路；

知识分子的回应方式要么思考，要么反叛；

理性，于改变而言，有着某些方面的先天不足；

有了马克思，历史学家也不再敢无视支配数百万人生活的“微不足道的现实”；

宏大的理论总是具有吸引力而非逻辑的严密性；

由于强调一种庸俗的唯物主义，以及抹杀历史演进的图式，斯大林主义加剧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困难；

重大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往往被视为背叛。

“真理”和“谬误”往往由权威或胜利一方来确定；

既然是历史的代言人和工具，就不能也不可能“犯错”。

十九世纪，工人运动理论家“解放”的方法：革命的方法、改良的方法和革命工团主义的方法（由工人自己在劳动地点进行革命，但这种方法尚未在任何地方取得成功）。

在第三帝国和苏联，工人组织的领导人与其说更多地为雇佣劳动者向国家提出要求，毋宁说更多地是向雇佣劳动者传达国家的命令。确实，权力的拥有者们往往声称其权力是由阶级或种族的共同体所赋予的。“理性”注重讨论，并以说服别人作为结束，而“革命”则不再想去说服别人，并重新诉诸武力。但是，暴力曾经是并且将继续是某些缺乏耐心的理性主义者最后的手段。个人与集体的本性在当今所造成的障碍在明天同样会出现，革命者一旦成了国家的主人，势必也会面临着这样的抉择：是采取妥协政策还是实行专制统治。

无产阶级与其说代表的是作为牺牲者的庞大的工人阶级，毋宁说代表的是由经理人员组织以及受煽动者鼓动的群体。

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或经济体制均不可能与其他政治体制或经济体制等量齐观。但是，常识教导人们，切莫通过把仅仅属于观念中的荣耀加到词义不清、没有得到很好界定的名词上，来美化这些名词。人们往往以自由为名建立专制统治。经验告诉我们，在比较各个政党的优劣时，与其关注它们的纲领，还不如观察它们的实际成就。同时，在这种语言会掩盖思想、价值观念时刻在变化的值得怀疑的战斗中，还应当避免信仰的行为或简单的否定。

人们的过错在于，期待着有辉煌结局的灾难的拯救，或对和平斗争中的胜利感到绝望。

暴力使得人们可以不断地快速前进，它会释放人的革命固然能医治被废除的政体的弊病，但革命所遗留的创伤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愈合。当合法政权垮台时，一群人，有时是单独的一个人，会担负起共同的命运，为的是不让革命死亡，这是其追随者的说法。事实上，在群体之间的混战中，首领的当务之急是重新恢复安全。为什么说一种与战争相似的、排除对话的、否定了一切规范从而使得一切都成为可能了的事件，就会给人类带来希望呢?

无论是取消世袭贵族还是资本家，都不会改变社会秩序的本质，因为这种取消没有改变“政治人”(Ihomopoliticus)的本质。

20世纪的一切战争和革命，都无法符合马克思所描绘的理论。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不由自主地保留‘资本主义”、“帝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等术语，并用它们来解释已经完全不同的现实。这些术语无法使人们科学地解释历史的过程，只是事先赋予历史一种固定的意义。由此，大灾难转变成了救赎的手段。

在绝望的年代中，为寻求希望，哲学家们遂满足于一种可能引起灾难的乐观主义。

某些党派终止了关于遗传学的争论，建立起艺术理论，插手语言学问题，并决定过去与未来的所谓真相。

毋庸置疑，人们可能，而且也应当宽恕革命过程中的一些罪行，但如果这些罪行是在稳定的政治体制中犯下的，就不会得到宽恕。

人们不禁要问，要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恐怖统治才不与革命本身有联系，而只是与所由产生的社会秩序有联系?

第一，对“手段”和“目标”的确定得求助于对行动者以及社会结构的认识。

第二，对价值观念的确定对于理解人类的行为是不可缺少的，因为人类的行为从来不是纯粹只求实利的。

第三，人们认为确定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的动机并没有什么用，但却将同一个拿破仑在莫斯科或滑铁卢的失败归因于疲惫或患病。每当人们观察某个人的失败、某位历史人物的一系列行动以及某个团体的行为时，往往会从其源于所受的教育或生存环境的“冲动”出发去追溯他们的态度或行动。

批判性的反省，如果它无法指出特殊意义和实际意义之间不可克服的异质性，它就不可能事先限制历史学或社会学解释的权利。

意义的多样性一方面源于整体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则源于历史解释的不断更新引起的特殊意义和实际意义之间的区别。

人们“设想”了集体生活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却不管这一方案否能够实现。然而，人永远有一种被诱发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得他以种抽象的提法，比如平等或博爱，或者以一种既特别又平常的“现实”为解决矛盾冲突的途径。

我们在判定一种社会秩序时，必须以价值的多元性为基础。这种价值的多元性并不要求人们作出根本选择。人们放弃具有充分的多样性的习俗，同时为了理想去要求一种普遍的有效性，而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就处在这两者之间。它们既不像习俗那样变化无常，也不像人权的原则那样得服从某种变化。它们不允许人们去赞同无政府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认为，所有社会都同样值得憎恨。它们也谴责想去掌握人类社会的惟一奥秘的意图。

历史学家从来不会把民族的兴衰归因于惟一的命运。但是，军事失败并不总是证明帝国的腐化堕落，例如，来自外部的入侵曾摧毁了一些繁荣的文明。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并不存在比例性(proportionnalite)。各种事件所能显示的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决定论，这种偶然的决定论的出现更多是与人类世界的结构有关，而不是与我们知识的不够完善有关。

每当人们把一种行为与一种环境联系在一起时，人们必须保留不确定的余地。如果人们考虑一种长时段和一种总体文明，不确定的余地就会与人类的选择、意志、创造力混同。环境会带来挑战的刺激，而社会则显示它是否具有这种挑战的力量。不管是关于个人还是集体的“生命冲动”的形而上学，仅仅满足于把我们观察到的东西转变成一种概念或一种图像。人们通过人类群体的独特的美德去解释一个社会的命运。如果我们试图去衡量这种命运的确定性，就得自问道，曾经成功地回应过一场挑战的能力，是否还能够应付新的同样的挑战?从环境与意志之间的交会中产生的文明就像是抽到的幸运签。因为环境把机会留给人类，而人类又能抓住这种机会的情况并不多见。

拿破仑的帝国大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帝国在法国的基础过于狭窄，以及交通与行政手段无法与帝国大亚相适应。此外还由于法国军队通过其宣传的观念与强行建立的秩序之间的反差唤醒了各相关国家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希特勒的帝国之所以垮台，乃是因为他导致了了苏联与盎格鲁一撒克逊国家的联盟。。上述解释是行之有效的，因为它们显示了最终可能使这两大帝国遭到失败的原因。但是，这些原因既不能事先确定相关冒险经历的细节，同时也无法事先确定这些冒险持续的时间。而且，他们也没有排除偶然因素。例如，腓特烈二世曾因奥俄同盟解体而得救，英奥俄联盟如果解体的话，拿破仑在1813年就可能会获得解救。同样，如果苏联与盎格鲁一撒克逊国家决裂，希特勒的德国亦可能不会遭到失败(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所致，这些可能性在1813年和1944年均未能成为现实)。不管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还是社会主义世界，最强者都将会保留多种能确保自己利益的控制价格的手段，以及保留一些禁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