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

为理性服务的暴力。

由一种哲学所煽动和辩护的完完全全的专制统治。

所谓反动，某种意义上仅仅是多思考了一步。

反抗是认识到非人性的处境之后唯一的合乎人性的反应。

二十世纪中叶，并不存在世界性的无产阶级。

革命的方法、改良的方法和革命工团主义的方法。

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

法国大革命，不管你认为它壮烈还是恐怖，是灾难的渊薮还是革命的史诗，它毕竟把法国的历史一分为二。法国大革命似乎建立起了两个彼此对立的法国。这两个法国，一个不甘消失，另一个则毫不留情地攻击过去。两者均认为自己体现了一种几乎是永恒的人类社会的类型。它们一个让人想起家庭、权威和宗教，另一个则让人想到平等、理性和自由。在前一个法国中，人们尊重历经数个世纪缓慢形成的秩序；而在后一个法国，人们却公开声明，他们相信人类有能力根据科学知识来重建社会。右派是尊重传统、维护特权的一派，而左派则是崇尚进步、尊重智力的一派。

但是，确切地说，它只道出了一半真相。它的作用是掩盖导致各所谓的阵营内部四分五裂的种种不可调和的争论。不管是各种右派，还是各种左派，他们均无法共同执政。正是这一点，构成了1789年以来法国政治史的特征。建设性的革命与破坏性的革命的区别，前一种革命力图扩大代议制，并确立某些自由；而后一种革命是由正统原则的崩溃引起的，同时又缺少新的能取而代之的正统性。费雷罗的这种区分颇令人满意。建设性的革命几乎可以与我们予以好评的禾各种事件的结果融为一体：代议制、社会平等、个人自由与思想自由。反之，破坏性的革命则得为恐怖、战争和专制统治承担责任。以以以军人取代一位平民或以一位平民取代一位军人建立的政府，但领导阶级与政府模式并没有真正地更换，我们能够称它们为革命吗?就其在合法性方面所造成的混乱而言，它缺少宪政上的决裂。就其突然的更迭而言，不管这种更迭有没有伴随着流血斗争，不管当事人如何从宫殿中的新贵沦为狱中的囚徒，它缺少制度方面的变化。

就这些问题提出独断论的答案并不重要。“定义”无所谓真实还是虚假，它的存在或多或少是为了有用或便利。“革命”并不存在一种恒久不变的本质，但其概念可有利于我们去理解某些现象，并使我们在思考这些现象时更加明白。

以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革命现象的基本特征是：一小部分人通过无情地铲除对手获取政权，创设新的政体，并梦想着改变整个民族的面貌。

革命”的说法：旧制度复辟；前朝的政要重新上台；今日的革命者所带来的恰恰是昨日的革命者所消除的观念或制度。左翼的意识形态，即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条件下，才可能划入革命的范畴；其二，革命只有在达到颠倒现存财产关系这一结果的条件下，才称得上圆满完成。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两种观念纯粹是偏见。

认为暴力与左派的价值观念不可分离，可谓是无稽之谈。但若把它倒过来说，即说左派价值观念与暴力不可分离，则会更加接近实际情况。革命的政权通常都是专制的政权。它在行使权力时不受法律的约束。它表达的是一小撮人的意愿。它不会，也不可能会关心其他民众的利益。专制的阶段持续的时间有长有短，这取决于局势。但是，人们不可能省略这一阶段，或更确切地说，若人们能够避开专制的话，其进行的是改良，而非革命。通过暴力夺取与行使政权，必须以谈判或妥协无法解决的冲突为前提，换言之，必须以民主程序的失败为前提。“革命”与“民主”是两个相斥的概念。革命的暴力有时可能是与其理想相符合的变革的伴随物或必要的条件，但他们不可能把革命暴力本身视为善行。时间逐渐地赋予美国宪法一种近乎神圣的威望。

在民众起义或政变中，一些政体成了牺牲品。但是它们的失败并不表明它们就是“恶德”的化身-它们往往比胜利者的政治制度更为人道，而只表明它们犯了政治错误。

政体既是坚定的，同时又是有弹性的。

它们是通过革新传统来拯救传统。

暴力与专政--就其本身而言并非好的东西，但是可用来实现极端目标。

在最伟大的作家中，有的是反动派，如巴尔扎克；有的是彻头彻尾的保守派，如福楼拜。““被诅咒的诗人”丝毫不是革命者。与学院派相对抗的印象派画家们，几乎没有考虑到对社会秩序进行谴责，并且也未想到为参加革命的人画“和平鸽”。揭露艺术上的俗套、道德上的循规蹈矩和金钱的专制。

历史学家曾多次指出，革命者像清教徒或雅各宾派一样偏爱美德。这种偏爱构成了乐观主义的革命者用自己的纯洁性去要求他人的革命者的特性。

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批判，在政治上的先锋派与文学上的先锋派结盟的过程中充当了纽带。无神论似乎把反抗的玄学与革命的政治结合了起来。此外，在我看来，后者还受惠于一种虚名：人们错误地把它当成人道主义的必然结果。

安德烈·马尔罗：“思想最根本的尊严就存在于对生活的指责之中，所有实际上想把世界理想化的思想，一旦不再是种希望，便毫无价值。”

无论是反叛者还是虚无主义者均对现代世界进行指责，前者说它成了它想要是的样子，后者则说它没有，忠实于自己。

对幻想或伪装的拒斥、与世界的对抗以及一种积极的斯多葛主义，却以全然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我们既反对它，同时又支持它。前者是因为我们不赞同它的各种方式，后者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否真正的革命并非一种纯粹的空想；或者说，我们不知道在能够建立某种更人道的社会秩序之前，革命事业是否首先得经历这一过程。

加缪写道：为夺取政权、集体化、恐怖统治以及以革命的名义建立的极权国家辩护的惟一理由，也许是确信要服从于必然性，以及确信要加快实现“‘历史的目的”。革命的概念表达了一种怀旧情绪。只要社会仍旧不够完美，只要人们仍旧渴望改革，这种怀旧之情就会长存不衰。

这并不是说，企求社会进步的愿望始终通向，或逻辑地通向革命的愿望。它还需要有某种程度的乐观主义和缺乏耐心。人们往往认为革命者对世界充满仇恨，并向往巨大的灾祸。但实际上，在更多的情况下，革命者因其乐观主义而犯错误。

革命--由于它赞同不断使用暴力，似乎才能够达到崇高的目标。革命的神话为乌托邦思想充当了避难所，并成为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神秘的、不可预测的说情者。

没有人会如此疯狂，以至于宁要战争，不要和平。工会组织成员的西方国家之间，依旧有半数以上的人一方面羡慕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一方面却把希望寄托在共产主义国家身上。

技术工人从哪一个等级开始才不再算是无产阶级分子呢?公用事业的体力工人既然从国家而不是从私人企业主处领取工资，那他是无产阶级分子吗?商业领域的那些搬运别人所制造的商品的雇佣劳动者与产业部门的雇佣劳动者属于同一群体吗?在我们看来，对于这些问题，恐怕很难有教条化的答案，因为它们没有共同的准则可循。

某种意义上，“无产阶级”(靠薪金过活的工人所属的阶级)的本质并不存在，真正存在的只是一个其中心可用特征或特点来显示，但其外延却难以区分的范畴。

在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中，“无产阶级的挑选”是通过下述著名的程式来表达的：“一个完全身负枷锁的阶级；一个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不属于该社会中的任何一个阶级的阶级；它由于所遭受的普遍性的苦难而拥有一种具有普遍性特征的身份.…......无产阶级之所以能成为纯粹的人和具有这种普遍性，乃是因为他们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并遭到所有特殊的社会共同体的排斥。一种理论，确切地说是源自一种公开的吸引群众的必要性，这些群众渴望更好的命运，但厌恶启示录。

如果产业工人已不再为温饱发愁，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思想家又该如何为他们赋予无产阶级的使命进行辩护呢?

一个明显的事实：工人的许多不满与所有制没有任何关系。当生产资料属于国家时，这些不满仍照样存在。

在铁幕另一边的国家中，投资比例要高于西方国家。但是，那里的经济扩张并不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而是为了使国家更加强大。

另外，没有证据能够表明，集体所有制比私有制更能够改善劳动生产率。

它宁愿以“将来会怎样”，而不是以“现在如何”来评判自己。由于人们天生具有空幻的激情，因而，说到底，他们往往会把多种不同的“计划”同样地视为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东西。某种社会的绚烂多彩的幻象连接着类似于自然主义小说家笔下的令人厌恶的社会，政治乐观主义往往与人类的卑鄙的行为结合在一起，它就像插在今旦的粪堆上的“未来”的小蓝花。

存在主义的心理分析通过揭穿隐藏在口头上的高贵之下的肮脏的私利，使一些学说丧失了信誉。不过，这种方法存在着通向一种虚无主义的危险：为什么我们自己的信仰就一定比别人的信仰更为纯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