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痴迷于《兰亭集序》，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道出了人生的大悲慨，触及了他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就是存在与虚无的问题。唐太宗以他的自私，把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真迹带走了，令后世文人陷入永久的叹息中而不能自拔。
但人们依然想把它“追”回来，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方式去“追”，那就是临摹。
历朝历代，太多的书者，都加入到浩浩荡荡的临摹阵营中，他们密密麻麻地站在一起，仿佛依次传递着一则古老的寓言。
但这并非机械的重复，而是在复制中，渗透进自己的风格和时代的审美趣味。于是《兰亭集序》借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手，反反复复地进行着表达，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像一个人一样，经历着成长，蜕变，新陈代谢的过程。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像中国文化这样陷入深深的文字崇拜。这种崇拜，通过对《兰亭集序》的反复摹写，复制，表现得无以复加。
公元6世纪的一天，一个叫周兴嗣的员外侍郎接到梁武帝的圣旨，要他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1000个字，编纂成文，要求是这1000个字不得有所重复，周兴嗣煞费苦心，终于完成了任务，中国历史上有了第一篇《千字文》。
从此开始，每代人开蒙之际，都会读到这样的文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琅琅的诵读之声，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从未中断。每个人在学习知识的起始阶段，都会与那个遥远的王羲之相遇，王羲之的字，也成为每一代中国人的必修课，贯注到中国人的生命记忆和知识体系中。
《兰亭序》，一页古老的纸张，就这样形成了一条漫长的链条，在岁月的长河中环环相叩，从未脱节。在后世文人、艺术家的参与下，《兰亭序》早已不再是一件孤立的作品，而成为一个艺术体系，支撑起古典中国的艺术版图，也支撑着中国人的艺术精神。它让我们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强大的有机体，有着超强的生长能力。
《兰亭序》的流传过程，与中国人的时间观和生命观完全同构——每一次死亡，都只不过是新一轮生命的开始。王羲之或许不会想到，正是他对良辰美景的流连与哀悼，对生命流逝、死亡降临的愁绪，使一纸《兰亭序》从时间的囚禁中逃亡，获得了自由和永生。
王羲之死了，但他的字还活着，层层推动，像一只船桨，让其后的中国艺术有了生生不息的动力。如果说时间是流水，那么这一连串的《兰亭》就像曲水流觞，酒杯流到谁的面前，谁就要端起这只杯盏，用古老的韵脚抒情，而那新的抒情者，不过是又一个王羲之而已。死去的王羲之，就这样在以后的朝代里，不断地复活。
由此我产生了一个奇特的想象——有无数个王羲之坐在流杯亭里，王羲之的身前、身后、身左、身右，都是王羲之。酒杯也从一个王羲之的手中，辗转到另一个王羲之的手中。上一个王羲之把酒杯递给了下一个王羲之，也把毛笔，传递给下一个王羲之。
这不是醉话，也不是幻觉，既然《兰亭序》可以被复制，王羲之为何不能被复制？王羲之身后那些接踵而来的临摹者，难道不是死而复生的王羲之？大大小小的王羲之、长相不同的王羲之、来路各异的王羲之，就这样在时间深处，摩肩接踵。
很多年后，我来到会稽山阴之兰亭，迎风坐在那里，一扭身，就看见了王羲之，他笑着，把一支笔递过来。这篇文章，就是用这支笔写成的。（文 祝勇）
